在時變勢異的新時代中，魏源和林則徐二人慧眼獨具。他們看到，中華民族既往堪稱輝煌的傳統兵學理論和處於領先地位的軍事技術，若不攝取新的營養和注入新鮮血液，進行應有的改造和更新，便會在強敵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成為過時無用之物。他們振臂高呼，倡導人們放眼世界，採集新鮮資料，編寫適合時用的新兵書，使國人從中獲得知夷、師夷、御夷、制夷的知識和手段。他們身體力行，首開編譯和撰寫新書之風。
林則徐是清代編譯新書的第一人，也是堅持反侵略鬥爭的愛國主義者。他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受命為欽差大臣後，即在廣東與水師提督關天培籌辦海防。為了解歐美情況，他設立譯書館，翻譯外文書報，以英國人慕瑞(Murray)的《地理大全》為藍本，編譯成《四洲志》。與此同時，他還組織人員翻譯外國律例和軍事書籍，供將弁閱讀。
魏源繼林則徐之後，於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輯成《道光洋艘征撫記》。書中反映了林則徐的軍民結合、水陸結合，在近海或陸上殲敵的戰略防禦思想，第一次把西方列強視為作戰對象的中國軍事戰略，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從次年(公元1843年)五月到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魏源以《四洲志》為基礎，經過10年的努力和三易其稿後，編成100卷本《海國圖志》。他在該書「卷首」中，明確提出了「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的主旨，為清朝後期的兵學研究指明了方向，為翻譯西方軍事書籍和編著新型兵書製造了輿論。
19世紀60年代，晚清朝廷為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開始推行以購買和設廠仿製西方槍炮艦船、創建新型海軍、建設海軍基地為重點的軍事自強政策。曾國藩趁機指出：「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若不攻讀其書，「雖曰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制器之所以然」(《洋務運動》四)，並組織中外翻譯人員翻譯西方軍事書籍，讓官兵從理論上熟悉和掌握西方軍事知識，指導自己的實踐。在此思想影響下，江南製造總局、北京同文館、福建船政學堂、天津機器局、天津水師學堂、北洋水師學堂、金陵機器局等十幾個比較著名的單位，均參加了翻譯工作。
對軍事書籍的翻譯，以江南製造總局為多。該局於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設立翻譯館，除徐壽、華蘅芳、李善蘭、徐建寅、李鳳苞等十幾名華人著名翻譯人員外，還有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傅蘭雅(John Fryer)，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aniel Jorome Macgowan)、金楷理(Carl T.Kreyer)、林樂知(Young JohnAllen)等。他們除翻譯軍事論著外，還翻譯了數理化和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書籍，以及礦冶、機械製造等科技應用書籍。據該局總辦魏允恭在《江南製造局記》中的不完全統計，從同治七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868-1905年)，該館共譯書178種之多，而譯於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的有103種，軍事書籍有60多種，200多卷。它們可分為武器裝備的製造和使用、軍事工程、陸海軍技術和戰術訓練、軍事制度考察等五大類。
武器裝備製造類書籍是翻譯的重點，數量最多，除專著外，其他書籍也有不少涉及。如《炮法求新》、《兵船炮法》、《克虜伯炮葯彈造法》、《新譯淡(氮)氣爆葯新書》、《爆葯紀要》、《制火藥法》、《兵船炮法》、《克虜伯炮說》、《兵船汽機》等。它們以文字、圖表和數據，闡述西方火藥、槍炮、蒸汽艦船的製造方法，供江南製造總局等軍工廠的軍事技術人員作參考。
武器裝備使用類書籍有《克虜伯炮操法》、《水雷秘要》、《海軍調度要言》、《兵船炮法》等。它們以介紹各種武器裝備的使用方法為主，是陸海軍進行作戰訓練的重要參考教材。
軍事工程類書籍有《防海新論》、《營壘圖說》、《營工要覽》、《營城揭要》等。它們主要介紹陸上炮台、海口要塞、野戰工事、軍事交通、軍事通訊等各類工程設計、構築和使用時要注意的問題等。其中《防海新論》和《臨陣管見》，論述了海口要塞在戰爭中使用的得失，反映了西方軍界對美國南北戰爭、普法戰爭和俄土戰爭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中國沿海炮台、海軍基地的建設有重要的影響。李鴻章聲稱《防海新論》是確立其海防思想的重要參考著作。
陸海軍技術和戰術訓練書籍有《前敵須知》、《行軍指要》、《水師操練》、《船政圖說》等。它們以使用後裝槍炮和蒸汽艦船為基礎，論述新的作戰指揮和軍事訓練的方式，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
軍事制度考察類書籍有《西國陸軍制考略》、《德國陸軍考》、《英國水師考》等。它們對歐美各國陸海軍的編製人數、武器裝備、指揮系統、軍事訓練、軍事教育、後勤保障等制度，都有詳細的記載，對晚清進行軍事變革、創建海軍、採用新的編製、創辦各類軍事學堂，都有借鑒和仿效作用。聶士成在蘆台編練的淮軍武毅軍，便是仿照德國陸軍進行編製和訓練的典範。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清廷海軍衙門制訂的《北洋海軍章程》，便是在「多酌用英國法，仍以宗廟軍規為依歸」的思想指導下編成的。
上述翻譯的各類軍事書籍，大多完成於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公元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前，重點集中於制器用器方面，還缺少當時西方軍事格局和戰略理論、戰略動向等深層次的內容。然而就其總體而言，這些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清軍「師夷之長技」的需要。正如王韜所說：「有利器而無善用利器之法，與無利器同。有善法而無能引善法之人，與無善法同。」(《火器說略·前序》)
甲午戰爭以後，隨著軍事學堂和武備研究機構的設立，以及對清軍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教訓的總結，人們對西方軍事書籍翻譯的重點也隨之轉移，一些理論層次較高的軍事著作，便逐漸被引進到中國並翻譯成中文，奉獻于軍界人士之案前。其中主要有應雄圖編、任衣洲譯，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版的《戰略學》；清末兩江督練公所排印的《日本陸軍大學戰術講義》；由保定軍官學堂學生潘毅等人編譯，陸軍教育研究社刊印，於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春發行的《大戰學理》。其中《大戰學理》是普魯士軍事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公元1780—1831年)所著《戰爭論》在我國最早的版本。這些書籍的翻譯和傳播，對我國軍界研究當時深層次的軍事理論問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是清軍學習西方進一步深化的需要。
西方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書籍的翻譯和流傳，是自鴉片戰爭以後放眼看世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林則徐和魏源所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得以落實的部分體現。這些軍事書籍的翻譯和流傳，彷彿在軍事文化領域中流入了一股新鮮空氣，衝擊了老大而陳腐的大清帝國守舊和排外的保守思想，使傳統的軍事學因呼吸新鮮空氣而增加新的活力，並逐漸萌生出中國新的軍事學。也正是在翻譯和學習西方軍事學的同時，中國的有識之士，也開始以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研究方式，著述新型軍事著作。
新型兵書著述家，與一味想從先代武聖的思想武庫中，尋找濟世良方的泥古排外者不同，他們既不停留於對兵學經典章句的反覆吟誦，也不滿足於對外國現成軍事理論的依樣畫葫蘆，而是力求在吸收其新鮮內容的基礎上，融合成適合當時國情的軍事理論。他們的著作實踐，也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初級到高級，由側重於軍事技術的某些方面，延伸到軍事學的主要方面乃至深層次的過程。
19世紀60年代至甲午戰爭前，是新型兵書著述者的入門時期，他們還基本上處於邊學習邊編著的階段，大多是在闡述西方軍事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中國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編寫的《火器真訣》刊行，他在書中以新的方法探討了槍炮發射的命中精度問題，成為我國第一部從數學角度研究彈道學的著作，對此後軍事技術人員研究槍炮射擊的問題，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就是對當時清軍官兵進行槍炮射擊訓練和教育，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刊印的《火器略說》(後改名為《操勝要覽》)，則是作者王韜向中國軍界介紹西洋槍炮製造方法的著作。沈竹礽〔reng仍〕編寫的《泰西操法》，是當時介紹西方軍事訓練和戰術方法的第一部著作。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作者徐稚蓀在雕版印刷的《洋防說略》中，明確提出了重點防禦和反對處處設防的主張，這在當時尚屬少見。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軍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清政府在日軍的刺刀威逼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空前數額割地賠款的災難，橫加於中國人民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