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佛教的發展過程中，佛陀不斷被神化，各種「本生譚」或「本生故事」紛紛出現。在北傳佛教的經典如《六度集經》、《佛本行經》中，也收集有大量佛本生故事；而投身飼虎、屍毗王救鴿、長壽王、九色鹿等故事，則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佛教文學題材。大乘佛教經典如《維摩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等，往往通過大量譬喻、寓言、佛菩薩求道說法故事的生動描述，吸引了廣大知識人士和社會民眾，有著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
隨著譯經事業的推進，漢魏以後，融華梵為一體的翻譯文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而誕生，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許多漢譯佛典經高手潤色，不僅內容奇異，而且文詞優美、清新，為文學界展示了特殊的意境；而大量的佛教術語和辭彙，則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語言文字寶庫。
魏晉時期，在玄學流行的背景下，玄言詩頗受社會的青睞。與此同時，大乘空宗般若思想藉助於玄學而獲得發展，一些佛教學者將般若空觀融入詩歌，使原來的玄言詩增添了一層恬靜閑適的優美境界。如謝靈運的詩，善於將山水自然之美與般若性空思想結合，表現別有一種幽遠深邃的意境，對後人的詩歌創作極有影響。
由於禪宗崛起，禪與詩在唐以後過從甚密，相互影響，互為補充。兩者都需要內在的感受和體驗，都注重啟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強調幽遠的境界。元好問《贈嵩山雋侍者學詩》云：「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騷人墨客通過參禪體驗，在他們的詩文中表達禪理和禪趣；禪僧通過與文人酬唱，述說他們對宇宙人生的理解。詩禪來往，相得益彰。王維與禪僧交誼很深，他的詩作往往通過對田園山水的描繪，宣傳禪學趣旨，美化隱逸生活。如《鹿柴》詩云：「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詩中融自然與人生理想為一，既表現了空寂寧靜的山水，又抒發了恬淡空靈的心緒，把禪學的深遠意境化入清雅素樸的詩句。
後期禪宗從直觀體驗角度推進神秘主義，強調從意境上領悟所謂「成佛作祖」。這種禪學為兩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個新的領域，在熟習琴棋詩畫的同時，他們熱衷於參禪悟道，從禪學中獲得精神慰藉。通過參禪，宋代士大夫豐富了自己的詩歌題材和意境，為後人留下許多不朽之作。蘇軾《書李端叔詩後》說：「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則參禪。」意思是說，好的詩句應該與禪學修養緊密聯繫在一起。他的《題西林壁》詩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內中把宇宙人生融為一體，充分體現了作者對禪的深刻感受，達到「徹悟言外」之旨。他的《赤壁賦》由於引入了禪的意境，顯得自然、質樸、幽遠。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不用陳詞濫調，卻喜歡從佛經和禪僧語錄中尋找典故，顯得不落俗套，別具一格，在文學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從南北朝起，佛教為了擴大影響，增強對民眾的宣傳效果，出現「轉讀」、「梵唄〔bai敗〕」、「唱導」等多種文學藝術形式。轉讀即唱經，以抑揚頓挫聲調詠誦經典；梵唄即歌贊，以詩偈贊唱佛、菩薩；唱導指以多種形式講說佛法，宣唱化導他人。通過這些形式，有力地推動了佛教向民間的發展。
唐代佛教達於鼎盛，梵宇林立，信徒激增，每逢佛教節日，各地大型寺院成為民眾舉行慶祝活動的聚會中心。在聚會上，僧侶們以通俗的語言宣講佛經內容，增編故事情節，伴以音樂，說唱兼施，便於一般民眾接受。這就是所謂「俗講」。如9世紀初長安興福寺僧侶文漵擅長俗講：「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拜，呼為和尚。」(趙璘《因話錄》)俗講所據的話本，是被稱做「變文」的一種文學形式。敦煌遺書中發現的《維摩詰經變文》、《目連救母變文》、《降魔變文》等，屬於和佛教有關的變文；而《王昭君變文》、《董永變文》、《孟姜女變文》等，則是取材於史書傳說的變文。這些俗講和變文，對宋以後興起的說唱文學影響很大。
直接繼承變文而形成的是寶卷，間接受變文影響而形成的有彈詞、鼓詞以及話本。寶卷形成於宋代，它以韻文為主，間以散文，題材多為佛經故事。明清時期，以民間故事為題材的寶卷已廣泛流行。彈詞和鼓詞均盛行於明清；前者主要流行於南方，而後者則主要流行於北方。自宋真宗明令禁止變文流行後，變文開始在民間以話本形式出現。話本是文字記錄的說唱故事，它的進一步發展即章回小說，《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等作品是明清時期章回小說的代表，其中因受佛教影響，不乏佛教有關人生如夢、因果相循等思想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