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傳播始終與經典的翻譯、論著的撰述聯繫在一起。為了使這些經典和論著得以廣泛傳播，歷代佛教徒以驚人的毅力，含辛茹苦，默默耕耘，先是寫經傳看，後又以石刻或木刻印刷方式出版。在漫長的歲月里，他們為發展祖國的文化藝術做出卓越貢獻。
以筆墨在紙上書寫佛教經典，稱之為「寫經」。東漢以後，寫經之風逐漸盛行。當時人們對寫經的態度十分慎重，不僅端正地抄寫某經的經名和全部經文，還要寫上卷數、字數以及抄寫人的姓名、抄寫時間、用紙張數，乃至校對人、審閱人、監事人的姓名。為了保護紙張不致皺摺、損毀，往往在最後一張紙的左端粘一圓木棍，稱做「軸」，然後從左向右捲起，成為一卷。經書的這種裝幀形式，稱之為「捲軸式」。由於寫經相當艱苦，費時費工，所以自六朝以後，一些大型寺院十分注意收藏為數龐大的寫本經卷。可惜，由於戰亂等原因，這批古人幾十年如一日抄寫而成的藏經 ，絕大部分已遺失或毀壞。近代從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六朝及隋唐寫經，雖然是殘篇零帙，但也已堪稱無價之寶了。
寫經因年代久遠，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從內容上講，如果抄寫的是大藏經中已收入的經典，則可提供校勘之用；如果抄寫的是大藏經中未被收入的經典，則它既可彌補大藏經的不足，又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資料，價值更高。
自唐代起，寺院和民間還流行著墨汁寫經以外的其他寫經，如用金銀字寫在紺〔gan 贛〕青紙上的「金經」，以刺血方式書寫的「血經」。這兩類寫經由於裝幀精緻，書法優美，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
石刻佛經，就是將佛教典籍鐫刻在石頭上，石刻的佛經稱做「石經」。石刻佛經，具有永世長存的意義，故鐫刻石經被佛教徒視為功德無量的事。後來，又由於毀佛運動的刺激，佛教徒更把它當做保存佛法的最好辦法了。
從形態上說，石經大約可區分為以下四種：
(1)摩崖石刻。即刻在山崖上的石經，其代表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和徂徠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經》。
(2)石柱石經。即刻在石柱上的石經(藏於石洞之中)，其代表是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
(3)經幢石經。經幢，是一種建立於寺院內的柱形佛教石幢，有特定的形制。主要刻寫各種經咒，大多用漢文，也有用梵文或其他文字的。
(4)碑版石經。即刻於碑版，鑲嵌在寺院牆壁或保藏在山洞中的石經。
前者的代表，有杭州西湖孤山的《法華經》、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的《法華經》等；後者的代表，當數北京郊區房山雲居寺的石經。
房山石經的開雕，由隋代僧人靜琬於隋朝大業年間(公元605—617年)發起。此後，歷代僧人前赴後繼加以續刻，直至清代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才停工。本世紀5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對房山石經進行全面發掘和整理，計保存石經刻版1.5萬餘塊，其中完好的1.4萬餘塊，刻有佛典1000餘種，3400餘卷，包括題記6000多則。這是國內現存數量最大的文字銘刻。
房山石經內容主要是已翻譯過來的佛經，其中遼、金兩代所刻的石經主要為《契丹藏》，由於《契丹藏》久已失傳，所以這一部分石經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房山石經還保存了88部、174卷其他各種大藏經所沒有的佛教典籍，這當然更為珍貴。至於6000多則施刻人題記，則對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職官、地理等，都有重大意義。總之，它是東方文化的一份寶貴遺產。
8世紀前後，中國發明了刻板印刷術，它很快為佛教所利用。敦煌發現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由王玠〔jie 介〕出資雕刻的捲軸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書。隨著雕板印刷術的發展，全部大藏經刻印條件已經具備。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命宦官張從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開雕全藏，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全部刻板13萬塊，名為《開寶藏》。全藏共5000餘卷(後有三次修訂，增至6600餘卷)，現僅存數卷殘本。
自《開寶藏》起，歷代都有大藏經的木刻本問世。至清代《龍藏》為止，在近800年內完成將近20部官、私大藏經的雕刻。其中宋代除《開寶藏》外，還有《崇寧藏》、《毗〔pi 皮〕盧藏》、《資福藏》、《圓覺藏》、《磧〔qi 氣〕砂藏》；遼代有《契丹藏》；金代有《趙城藏》 ；元代有《普寧藏》、《弘法藏》、《元代官刻本大藏經》；明代有《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武林藏》、《萬曆藏》、《嘉興藏》；清代有《龍藏》。上述版本中，只有《龍藏》的木刻板至今尚存，文物出版社近年已重新印刷。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近代漢文大藏經已採用鉛字排印出版，如國內的《頻伽藏》、《普慧藏》，日本的《弘教藏》、《卍〔wan 萬〕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等。
從1982年起，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領導下，國內學者正在編輯出版迄今為止最為宏富的漢文大藏經《中華大藏經》。它計畫收入經典4200餘種，2.3萬餘卷。它的出版，將為佛教界、學術界提供較為完整的、全面的佛教研究資料。
藏文大藏經在13世紀以前，也以抄寫本形式流傳。元皇慶二年至延祐七年(公元1313—1320年)間，在江河尕〔ga 嘎〕布主持下，雕印了第一部木刻本藏文大藏經，稱為「奈塘古版」。此後續有刊刻，前後不下10餘種版本。 目前，《中華大藏經》的藏文部分也已陸續出版。
傣文大藏經有三種(傣泐、傣納、傣綳)，主要為貝葉刻寫本和枸皮紙抄寫本，近代以來則已普遍使用紙張書寫佛典，只是目前還沒有印刷本。
古代敦煌，地處中西交通的要衝，是中外文明的交匯點。在西夏統治時期，當地僧侶曾將大量經卷、畫卷等秘藏於莫高窟的一個洞窟復室之中，此後即長期被人們遺忘。直至本世紀初，因偶然的機會，莫高窟的藏經洞才重見天日，其中的寶藏(包括寫本文書、織綉、繪畫、法器等)得以再現於世。物件數量之多，至今仍無法弄清。一般估計，僅文書總數就在四萬件以上。
藏經洞文書和其他宗教藝術品的出土，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歷史、宗教、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從發現之日起，人們便給予它充分的重視，把它連同敦煌石窟建築、雕塑、壁畫等作為專門學科來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學」。
敦煌文書，以寫本卷子為主，內容可分佛教和非佛教兩大類。佛教方面的文書包括：
(1)大藏經已收入的經、律、論。 由於它們早於流傳世間的刻本藏本，未經轉抄，脫落錯誤較少，因此能反映這些經典的早期形態，有較高的校勘價值。
(2)未收入大藏經的經、律、論。這些著作從未被人所知，因而可以借它們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3)疑偽經典。據有關學者統計，藏經洞共保存疑偽經典有七八十種，它們為研究中國佛教思想的變化、發展提供了大量重要資料。
(4)三藏章疏 。傳統大藏經通常只注意收入翻譯的經典，對中國佛教學者撰寫的有關經、律、論的章疏並不重視，其實這些章疏是了解中國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資料。
(5)反映寺院宗教活動的材料。如變文、講經文，是寺院宗教集會上演繹經義常用的材料；授戒的牒文、布薩(檢查僧徒遵守戒律情況)的記錄以及僧眾名單，則是寺院具體宗教活動的材料。
(6)反映寺院經濟生活的材料。敦煌文書中有大量借契單據，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寺院的階級關係和經濟形態。
敦煌藏經洞稀世瑰寶的問世，當時並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視。與此同時，西方冒險家卻趁機紛紛湧入敦煌，瘋狂劫掠寶藏。首先到達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買通監守人，獲取了大量寫本文書。接著來的是法國人伯希和，他也掠走了大批寫經。其後，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如法炮製，也弄去不少寶貴資料。俄國人勃奧如切夫和美國人華爾納不甘落後，相繼借考古之名，盜走大批文物。據統計，他們總共劫掠去將近三萬卷敦煌寫本卷子。後來，清政府迫於國人壓力，才命人將劫後殘餘的8000多卷運往北京，保存於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前身)。
1949年以後，我國政府先是在敦煌建立文物研究所，「文革」以後擴大為敦煌研究院。數十年來，學者們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隨著人們對敦煌文物的不斷深入研究，可以預言，敦煌學將日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