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後，佛教更趨衰落。太平天國時期，太平軍反對偶像崇拜，對佛教和道教都採取排斥態度，故使大量寺廟遭受破壞。清末及民初，新思潮興起，國民革命爆發，又將佛教作為重要革命對象，或廢壞寺廟，或沒收廟產(山林、土地、房屋等)，佛教再度受到沉重打擊。與此同時，近代西方的科學和民主則給仍然處於封建意識籠罩下的中國佛教帶來現代化的啟示。
在上述背景下，近現代佛教界人士試圖通過多方面、多層次的努力，以使佛教獲得復興。他們或致力於各種類型的佛教文化事業，如創辦刻經處，刊刻、編印、傳播佛教經典；或建立佛學院，培養新一代佛教人才；或發行佛學刊物，廣泛宣傳佛教思想；或舉辦各類講經活動，以通俗語言講經說法；或成立各種慈善機構，擴大佛教在民眾中的影響；或舉辦各類法會，以傳播佛教信仰。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僧侶和居士，擇要介紹如下。
敬安(公元1851—1912年)，俗姓黃，字寄禪，湖南湘潭人。17歲時從湘陰法華寺東林和尚出家。後往岐山從恆志禪師參學多年。再赴浙江阿育王寺禮佛舍利，燃二指供養，遂稱「八指頭陀」 。此後曾歷住多處大型寺院。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成立，被推舉為第一任會長。平生以詩結交海內賢豪，留下不少詩篇，其中名句有「我雖學佛未忘世」，「國讎未報老僧羞」等，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故被視為近代愛國詩僧。
弘一(公元1880—1942年)，俗姓李，名叔同，別號息霜；法名演音，別號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於天津。1918年舍俗出家於杭州定慧寺，同年於靈隱寺受具足戒。1928年入閩，居廈門南普陀寺及泉州承天寺、開元寺等地，弘揚南山律學(律宗的一派學說)，曾創立「南山律學院」。提出過「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主張。擅長書畫、篆刻、詩詞，對音樂、戲曲也有很深造詣。出家後，持律甚嚴，為僧俗兩界所尊崇。
太虛(公元1889—1947年)，俗姓呂，本名淦森，法名唯心，別號悲華。浙江崇德(今併入桐鄉)人。16歲於蘇州平望小九華寺出家，同年從寧波天童寺敬安和尚受具足戒。曾於南京金陵刻經處祇洹〔qi huan 其桓〕精舍從楊文會學習佛經，從蘇曼殊學習英文。1911年在廣州組織僧教育會，時值黃花崗之役，因作詩憑弔，不容於清廷，遂離粵返滬。敬安死後，他針對當時佛教實況，提倡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產革命。他的這些主張，在當時有積極意義，雖然未能付諸實施，但是影響深遠。為了適應世界文化潮流，他又提出人生佛學、科學佛學、實證佛學、世界佛學、人間佛教、人間凈土等多種新設想。在創辦佛教刊物、傳播佛教文化以及建設佛教學院、培養佛教人才等方面，他也有過重要貢獻。
圓瑛(公元1878—1953年)，俗姓吳，名宏悟，別號韜光。福建古田人。18歲於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從妙蓮和尚受具足戒。在常州天寧寺從冶開禪師、寧波天童寺從敬安和尚習禪，前後達11年之久。又從通智、諦閑等法師研習經教。所以他的佛學溝通教禪，做到解行相應。1929年與太虛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被推為理事長。抗戰時期，主持上海圓明講堂，曾組織僧侶救護隊，開辦難民收容所，並赴南洋募集經費援助抗戰。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被推選為第一任會長。
虛雲(公元？—1959年)，俗姓蕭，初名古岩，字德清，別號幻游。湖南湘鄉人。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於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從妙蓮和尚受戒。曾遍參金山、高旻〔min民〕、天童、天寧諸叢林。後從天台華頂鏡清法師習天台教義。歷任福建鼓山湧泉寺、廣東南華寺、雲門寺等住持。晚年住持江西雲居山真如寺。1953年被推為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其禪功和苦行為國內外佛教界所推重，是近現代中國禪宗代表人物之一。
楊文會(公元1837—1911年)，字仁山，安徽石台人。 自幼習儒，兼學天文、地理、曆數、音韻等。26歲起信仰佛教，並立志復興佛教。楊文會對佛教的首要貢獻，是創立「金陵刻經處」，從事佛典的搜集、整理、刻印、流通工作。他曾通過日本學者南條文雄的幫助，找回國內失傳的佛教經疏300餘種，並擇要出版《匯刻古逸凈土十書》等。為了發展刻經事業，他將自己在南京的住所捐獻給了刻經處。鑒於日本出版的《續藏經》以博採為主，疏於甄別，他選取佛典460種3320卷，親自組織編刻《大藏輯要》，惜未完成而去世。他對佛教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建立「祇洹精舍」和「佛學研究會」。精舍設於刻經處內，禮聘詩僧蘇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就學者僧俗20餘人。研究會也設於刻經處，他自任會長，每月講經一次。通過這兩個機構，培養了一批佛學人才，如譚嗣同、桂柏華、黎端甫、章太炎、歐陽竟無、太虛、謝無量、熊十力、李證剛、蒯若木等。
歐陽竟無(公元1871—1943年)，名漸。江西宜黃人。早年攻讀經史之學，1904年起追隨楊文會研習佛學。在楊去世後，他繼承遺志，主持金陵刻經處，致力於佛經的校刻和流通。為進一步培養佛學人才，他就刻經處設立研究部，聚眾講學。後來在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支持下，於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 。內學院設有學、事兩科和學務、事務、編校流通三處，主要從事佛學的研究、教學和佛典的編校、印刷等工作。抗戰期間，內學院遷至四川江津，繼續聚眾講學。在內學院存在期間，培養和造就了又一批佛學研究人才。先後在這裡從事學習和研究的有數百人之多，其中有湯用彤、梁啟超、梁漱溟、陳銘樞、王恩洋等。
呂澂(公元1896—1989年)，字秋逸，江蘇丹陽人。他曾長期追隨歐陽竟無，於數十年中，足不出戶，孜孜不倦，不僅為支那內學院的建設作出貢獻，而且在佛學研究上也有突出成就。他通曉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種文字，對印度佛學和中國佛學(包括藏傳佛學)都有精深研究。著有《印度佛教史略》、《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西藏佛學原論》等。
在近現代佛學研究高漲的同時，佛教修行卻在民間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展開，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
自唐代凈土宗形成後，僧俗佛教徒對往生西方凈土普遍抱有強烈的信念。宋明時期，凈土信仰已推廣到整個社會，時人所撰的佛教史籍中，常有「念佛之聲洋洋乎盈耳」、「念佛之聲盈滿道路」的記載。經晚明「四大高僧」的推波助瀾，所謂「家家彌陀佛」之說已絕非誇張之辭。雙手合十，口稱阿彌陀佛，這些凈土宗信徒的日常功課，在明清之後已演化成為人們見面寒暄時的基本禮節，就像今天朋友見面握手、互致問好一般。在阿彌陀佛信仰之外，觀音菩薩、地藏菩薩的信仰在近代也十分普遍。
同時，近代一般的佛教信仰，也逐漸由原來單純的修來世、求解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等演變為同時追求現世利益、祛病消災、延壽增福。「有求必應」已成為民間佛教徒對佛、菩薩「神力」的一種信念。伴隨而來的，是以懺法為中心的佛教儀式廣泛盛行，如瑜伽焰口(施餓鬼)、梁皇懺、慈悲水懺、金剛懺、大悲懺、水陸道場等，受到僧俗信眾的普遍歡迎。這些活動以超度亡靈、追悔罪惡、保佑子孫為基本目的，與佛教本意有較大距離。
1949年後，中國佛教發生重大變化。經過土地改革，寺院廢除了地租剝削，僧尼逐漸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通過民主改革，佛教內部的封建特權被廢除，僧尼和廣大民眾一樣，獲得了政治和經濟上的民主權利。與此同時，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得到憲法的保障，正當的宗教生活受到國家保護。「文革」時期，佛教的寺廟古迹、經像法器、藝術文物大量被毀，許多僧尼遭受迫害。此後經過撥亂反正，佛教事業已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15年來，佛教界在政府的支持下，維修和開放了大批寺廟；整理了大量宗教文物；恢複了組織機構「中國佛教協會」和各地方佛教協會；在恢複教學研究機構「中國佛學院」的同時，還設立了多處分院；積極開展了國際交往，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台灣佛教是漢地佛教的一部分，它是隨著大陸佛教徒移居台灣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明永曆十五年(公元1661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在鄭氏三代期間，修建了竹溪寺、彌陀寺、龍湖岩等佛寺，福建、廣東地區的僧侶紛紛來台。18世紀末，台灣全島寺院已有近百座，其中開元寺、竹溪寺和法華寺最為著名，被稱為清代台灣佛教三大名剎。與大陸佛教相一致，早期台灣佛教也盛行觀世音菩薩崇拜，各地建有大量觀音宮、觀音寺和觀音亭。
中日甲午戰爭(公元1894年)之後，台灣淪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台灣佛教隨之發生明顯變化。為配合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本佛教的主要派別曹洞宗、凈土真宗、日蓮宗、臨濟宗、真言宗等紛紛派遣僧侶前往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