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高僧」是指明末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四位著名僧侶。他們以在禪凈合一思想和凈土念佛實踐方面的突出貢獻，奠定了近代佛教的具體形態，同時也確立了自身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雲棲袾宏(公元1535—1615年)，別號蓮池，俗姓沈，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因數年之內連遭父母去世、亡妻失子的精神刺激，乃看破紅塵，於32歲時出家為僧。受具足戒後，即雲遊四方，遍參名師。晚年住杭州雲棲寺。
袾宏對華嚴宗和禪宗理論都有很深的造詣，認為，禪宗提倡的頓悟與華嚴宗主張的經教(指經典、教義)並不矛盾，而是相互促進的。習禪必須以經論所說為依據，否則難以實現真正的覺悟，而教家(如華嚴、天台、唯識)也不應排斥禪觀，這叫做「學悟兼濟，定慧交通」。
但是，袾宏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凈土念佛。他認為，參禪所得之悟不同於念佛往生凈土，因為禪悟之後的境界仍與諸佛境界有一定距離，而唯有念佛才能不復再生(指徹底擺脫輪迴)。他的這一說法，否定了禪宗「明心見性」的思想原則。襪宏宣稱：「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普勸念佛往生凈土》)稱名念佛的凈土法門可以貫通所有其他佛教法門，也可以取代所有其他佛教修行。
袾宏在號召持名念佛的同時，還十分重視僧侶的道德規範，並積極完善寺院宗教儀軌。凡他住持的寺院，戒律森嚴，律制有度；由他制訂的寺院日常課誦儀式，一直為後世所遵循。在襪宏看來，於佛法衰微之時，必須加強具體實踐，才能啟發人們止惡行善，重新認識佛教的價值。他又因見寺院內士女老幼紛至沓來，交足摩肩，呈混亂之狀，於佛教「有過而無功」，乃重修水陸法會儀文，名《水陸儀軌》。該儀軌集以往佛教禮儀之大成，奠定了近代佛教禮儀的基礎。
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年)，字達觀，俗姓沈，江蘇吳江人。17歲時於蘇州虎丘雲岩寺出家。曾潛心研習唯識、華嚴等學說，此後行腳各方，從禪門諸師參學，並誓志復興禪宗。
真可不僅繫念佛教命運，而且也關心世事，有救世濟民的理想。他曾說，「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德清《達觀大師塔銘》)。他讀《長沙志》，至忠義李芾〔fu 浮〕傳一節，深為感動，竟至熱淚迸灑；又怒侍者無動於衷，直欲將其推下石崖。許多進步思想家如湯顯祖等都從他為師或問學，決非偶然。
在佛學上，真可也無獨特建樹。他十分重視文字語言在禪悟中的作用，認為禪和文字不應割裂，兩者好比是水和波的關係：「文，波也；禪，水也。如必欲離文而求禪，渴不飲波，必欲撥波而覓水，即至昏昧，寧至此乎！」(《紫柏尊者全集》卷一四)他雖立志復興禪宗，但對佛教禪、教各派乃至儒、釋、道三家，也都取調和態度。在禪凈關係方面，他雖未倡導以念佛凈土為歸宿，但對凈土一門仍有很高的評價。
憨山德清(公元1546—1623年)，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少年時在寺院攻讀儒書，19歲時往金陵棲霞山披剃出家。雲遊各地，遍求禪、華嚴、天台、唯識等學，又於五台山從袾宏接受禪凈合一之說。
德清雖屬臨濟宗法系，但他的思想重點是禪教一致、禪凈合一。他認為，自禪宗建立至宋代300餘年，叢林 開始衰微。而由宋至明萬曆中，又將近500年，道場之敗壞，尤甚於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為狐兔所棲。參禪者雖不乏其人，但都以禮誦為下務，以行門為賤役，以佛法為冤家，以套語為己見，以弄口舌為機鋒，以持黠慧為妙悟。所以，要改變現狀，必須從禪教一致、禪凈共修上著力。他說：「佛祖一心，教禪一致」，而「今禪宗人動即呵教，不知教詮一心，乃禪之本」(《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六)。又說：「初參禪未悟之時，非念佛無以凈自心，然心凈即悟心也」，「如此念佛，即是參禪。」(《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九)。在德清看來，時當末法 之世，人心惡濁，利根 者少，所以應從念佛心凈開始，結合參禪，方可解脫。他認為，凈土念佛的優點，在於它適用於任何對象，包括禪家上上根、中下之士、愚夫愚婦、乃至極惡之輩，所有人都可以因念佛而往生極樂世界。據說，德清於晚年「掩關念佛，晝夜課六萬聲」，這在當時的禪師中還不多見。
藕益智旭(公元1599—1655年)，別號八不道人，俗姓鍾，江蘇吳縣木瀆人。少習儒書，曾著《闢佛論》，後因讀襪宏之書，乃決意信佛。24歲時從德清弟子雪嶺剃度出家。 目睹當時禪宗敗落，他曾有意弘傳律學，但響應者寥寥無幾，使他大失所望。於是他「每每中夜痛哭流涕」，以至忘情痛罵「法師是烏龜，善知識是王八」。聲稱要以袾宏、真可、德清為榜樣，調和禪教、性相各宗，歸極凈土。他是晚明「四大高僧」的最後一人，他的思想因此也是對上述三人的綜合和集成。
時人指出，智旭佛教思想的核心是「融會諸宗，歸極凈土」。他最為推崇的永明延壽和楚石梵琦，都是禪宗傳人，但又都主張禪教統一、融歸凈土。在他看來，禪宗實踐、天台教義以及戒律之學等，最後都要統一於凈土之一念。自清代開始，天台宗人講論佛教，大多依據智旭的有關論疏，逐漸形成合禪觀、經教、戒律歸入凈土的「靈峰派」(因智旭晚年常住杭州靈峰)，一直延續至近現代。
據佛教《地藏本願經》和《十輪經》說，地藏菩薩的「大願大悲」，遠遠超過其他諸菩薩，他的「廣利眾生」的「不可思議大威神力」，可以消除先天或是後天的種種罪障。又據《占察善惡業報經》說，地藏菩薩曾為他人顯示三種輪相，以投木牌占察吉凶善惡、三世業報，兼示懺悔之法。上述經典的教義與明末清初普及於社會的「功過格」 實踐相結合，喚起了信眾對地藏菩薩的極大熱情。據智旭自述，他曾因閱讀《地藏本願經》而萌發出世之念，故出家後對地藏特別崇奉。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智旭來到地藏道場九華山，專勸僧俗持念地藏名號。他還撰有勸持地藏名號的著作多種，反覆宣傳地藏的神異功德。他告誡人們，竭誠皈依地藏，依靠地藏慈悲本願，消除罪障，遠避地獄之苦。由於他的上述活動，使地藏信仰在佛教中的地位日趨突出。
智旭基於罪報思想，還在具體的宗教行事中提倡禮懺、持咒、血書、燃香等活動。這類宗教實踐，配合地藏信仰，更能有效地喚起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下層民眾的宗教熱情。在明末清初社會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趨激烈，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時候，智旭的佛教信仰和實踐，無疑給廣大民眾帶來精神上的極大安慰。及至鴉片戰爭爆發，揭開中國近代史的帷幕，飽嘗槍炮和鐵蹄蹂躪的下層民眾，更把智旭所提倡的佛教視為解脫人生苦難的靈丹妙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