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禪宗的興起及其影響的擴大，早在唐代就已出現官僚文人的參禪之風。據記載，王維、李翱、張說、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裴休等著名人物都曾受禪學的熏陶，加入參禪者的行列。
大詩人王維曾與大薦福寺道光禪師為友，「十年座下，俯從受教」；又受慧能弟子神會之請，作《六祖能禪師碑銘》。張說長於文辭，他與禪僧頻繁交往，撰寫過許多有關佛教的像贊、經贊和碑銘。白居易既信道教，又對佛教頗感興趣，與禪僧也有交往。柳宗元在柳州期間，常與禪僧往來，南方諸大德的碑銘多出自其手。劉禹錫與衡山、牛頭山、楊岐山等處禪僧有廣泛的交往。裴休曾官至宰相，他既是銳意改革的政治家，又是虔誠的禪宗信徒；他不僅是希運最得意的在家弟子，而且與宗密有著深厚的友誼。李翱為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刺史時，曾謁見禪僧惟儼，並由此得悟。後來又遇到紫玉禪翁，從他那兒「增明道趣」(指對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曾作偈頌云：「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景德傳燈錄》卷一四)雲在青天飄浮，水在瓶中靜止，一動一靜，天真自然，不用著心，這就是他所領悟的禪。
唐代文人參禪之風很大程度上受安史之亂的刺激而起。安史之亂前，唐王朝處於鼎盛時期，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恢宏自豪、開朗奔放的氣氛，官僚文人大都充滿事業上的信心，懷抱建功立業的熱情。對於他們來說，佛教主要是點綴風雅的玩物，炫耀財富的形式。然而，安史之亂使他們受到極大震動，促使他們帶著無限的失望和苦惱轉向禪宗，「禪悅」風尚由此而起。「禪悅」，原意指在禪定中獲得心神愉悅。怡樂于山水之間，耳聽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雲，吟風頌月，無拘無束，本是封建文人夢寐以求的境界，而寺院的自然環境和宗教氣氛又提供了與此相應的禪悅條件。現實生活中失去的，有可能從禪悅的虛幻中取得補償。在封建文人眼裡，上層禪僧的恬淡宗教生活與老莊自然無為、退隱適意的高雅世俗生活沒有矛盾。所以，史載天寶(公元742—756年)後詩人多「寄興於江湖僧寺」，而禪僧也往往「以詩禮接儒俗」，這就不足為奇了。
當禪宗勃興之時，佛教其他各宗卻相繼走向衰落。宋以後，由於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加強以及理學思想的出現，禪宗轉而熱衷於儒、釋、道「三教」的調和，也開始失去原先的特色。儘管如此，禪宗仍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並為眾多官僚士大夫所嚮往。
據記載，宋代上層官僚如富弼、楊億、李遵勖〔xu序〕、楊傑、張商英、張九成、李邴〔bing餅〕、呂本中等人都曾熱衷於參禪學佛。他們與禪僧相互激揚酬唱，書信、偈頌頻頻往返，成為「方外道友」。如，富弼曾問道於雲門宗禪僧投子義青，往來書信偈頌甚多；楊億、李遵勖兩人與臨濟宗禪僧廣慧元璉、谷隱蘊聰關係頗為密切，又與石霜楚圓激揚酬唱；楊傑與楊岐派禪僧白雲守端交往頻繁，獲得證悟；張商英參學於黃龍派禪僧兜率從悅門下，扣關擊節，徹證源底；張九成、李邴、呂本中三人均在大慧宗杲〔gao 槁〕處「登堂入室」。此外，黃庭堅住於江西黃龍山時，與禪僧晦堂祖心等交往極為密切；歐陽修曾力主排佛，但在見到禪僧契嵩所著《輔教編》(內容以提倡忠孝為主)後，改變立場，轉而對禪學發生興趣，並與禪僧多人交誼甚篤。蘇軾更是熱衷於參禪生活，經常出入禪院，深得禪悅之趣。
在這一歷史潮流衝擊下，即使主張排佛的理學家也無不受禪宗影響，染禪悅之風尚。程頤與禪僧靈源惟清長期友好相處，至今還保存著兩人往來的書信多封，而他的坐禪入定功夫更為世人所共知。朱熹自述年十五六時，對禪學已有相當了解，他在18歲應舉考試前，木箱內只有大慧宗杲的《語錄》一部。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禪學功夫深了，就會自然地投入它的懷抱。
宋代禪悅風尚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士大夫政治上的失意。宋王朝300年間內憂外患不斷，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銳。這種政治條件和社會環境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佛教所說「四大皆空」、「諸行無常」，感受到人生變幻莫測，世事難以逆料。蘇軾、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等名人大都有過政治上失意的經歷，他們面對大千世界的滄桑之變，內心充滿人生如夢、朝夕異世的傷感。王安石罷相後，寫下《讀〈維摩經〉有感》一詩，云：「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王文公文集》卷七四)這裡不僅大有看破紅塵之感，而且把維摩詰居士視為理想的人物。蘇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忠規讜〔dang黨〕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擠排，不得安於朝廷，郁憏〔chi翅〕無聊之甚，轉而逃入於禪。」(《宋元學案·蘇氏蜀學略》)黃庭堅謫居黔南時，戒酒絕欲，讀《大藏經》三年，後來晝卧道中時豁然開悟。
宋代部分禪僧受時代思潮影響，注意對儒家思想的吸收，文化素養較高。既通禪理又具文採的禪僧脫穎而出，成為與文人士大夫直接交往的代表。如禪僧佛印了元很有文才，縉紳之輩都樂意與之交往，他與蘇軾兩人常「酬酢妙句，與煙雲爭麗。」(《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九)覺范慧洪更是才氣橫溢，據說他「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僧寶正續傳》卷二)。琴棋詩畫，自是文人士大夫的愛物，以此顯示風雅脫俗。但當他們失意之時，風雅已不足彌補心靈的空虛，便要借禪悅襯托高潔，在幻覺中獲得精神慰藉。
禪宗在明代萬曆(公元1573—1620年)以前，可以說是處境維艱，前景暗淡。明代禪宗的轉機，應以萬曆為標誌。明人王元翰記述當時佛教界的狀況說：「其時京師學道人如林。善知識則有達觀、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隱庵、清虛、虞庵諸公；宰官則有黃慎軒、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簣、蔡五嶽、陶不退、蔡承植諸君。聲氣相求，函蓋相合。」(《凝翠集·與野愚和尚書》)所謂「聲氣相求，函蓋相合」，如實地反映了僧侶與士大夫之間的密切關係。高僧袾〔zhu 朱〕宏的弟子不下數千人，其中居士多於僧侶，士大夫如宋應昌、陸光祖、張元、馮夢禎、陶望齡、趙貞吉、唐宜之、王性海等都曾受他影響。禪僧真可走南闖北，廣交社會人士，與湯顯祖、焦竑〔hong 洪〕、袁宏道、董其昌、陶望齡等都友好相處，陸光祖、馮夢禎、瞿如稷、王肯堂等也都向他問道。禪僧德清門下士大夫則有汪德玉、吳應賓、錢謙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人。智旭門下有程季清、嚴敏卿、陶望齡等人。此外，禪僧法藏、元來、元賢門下也分別有一批士大夫學佛者。
晚明士大夫參禪的典型是袁宏道(字中郎)。袁宏道生活的時代，是明末「四大高僧」試圖中興佛教的時代，也是泰州學派傳人李贄、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齡、焦竑諸學者活躍的時代。李贄與佛教關係甚深，曾住寺院20年，專心參禪學佛，袁宏道一生以弟子之禮事他，受他影響最深。
袁宏道曾科舉及第，做過縣令，因見人世污濁，官場黑暗，不屑與一般俗吏為伍，乃捨去官位，在禪學上狠下功夫。此舉受到李贄的高度讚許，稱他為「真英靈男子」。袁宏道於城中置地300畝，中間築長堤數條，四周植垂柳萬株，取名「柳浪」。從此潛心禪悅，不問世事。
據袁宏道自己宣稱：「仆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勁敵，唯李宏甫(李贄)先生一人。其他精鍊衲子、久參禪伯，敗於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與張幼於書》)其自負得意之情躍然紙上。但是究極說來，他的禪也並不純粹，且處處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感情。其兄袁宗道對此看得十分真切，說：「石頭居士(中郎)少志參禪，根性猛烈；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沉酣騷雅之業，懶慢疏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序《西方合論》)可見在中郎內心深處，充滿著深刻矛盾。對於時事的日非，雖深懷憂憤，卻也無可奈何；雖一意參禪學佛，卻又不願放棄世俗的生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