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只有禪而沒有禪宗，禪宗純粹是中國佛教的產物。它的真正創始人是慧能。因為佛教傳統上把達摩當做禪宗始祖，到慧能時共傳了六代，所以慧能通常也就被稱做「六祖」。
達摩「壁觀」禪法與當時北方地區所流行的各類禪法不同，受到強烈的抵制。因此，在始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時期，這一派系未能獲得發展，處境維艱。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時，達摩禪傳入湖北黃梅一帶，建立起「東山法門」，才逐漸擺脫困境。
東山法門把眾生佛性思想與般若性空學說加以結合，改變了自達摩起嚴格的枯坐修禪和苦行守戒，代之以比較自由活潑的修行方式，從而增強了對教徒的吸引力。道信在雙峰山集僧、俗500餘人修習禪法；弘忍繼之，在馮茂山(東山)40餘年，收得大批弟子，「四方龍象歸依奔湊」。這時，達摩禪系的聲譽已開始壓倒其他各家禪派，並受到朝廷的密切注意。慧能禪宗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據佛教史書記載，弘忍在去世前曾對弟子玄賾〔ze責〕說，以後可以傳我禪法的有10人，他們是：神秀、智詵〔shen身〕、劉主簿、慧藏、玄約、老安、法如、慧能、智德、義方。這些人後來各自傳法，但大部分傳承不明，禪法湮滅無聞，只有慧能和神秀二系最為清楚。
慧能(公元638—713年)，俗姓盧，生於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因父親去世較早，故家境貧困，少年時未曾入學，稍長以賣柴養母度日。據載有一天，他在街市偶然聽人誦念《金剛經》，即有所感悟。經打聽，得知五祖弘忍在黃梅東山傳授禪法，門下弟子有千餘人。於是他辭別老母，赴黃梅參禮五祖。這時大約是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在弘忍門下，他是一個行者 ，分配在碓坊舂米劈柴。八個月後，弘忍召集他所有弟子，要求每人作一偈頌，以便根據偈頌表達的思想，分辨各人對禪法理解的深度，決定傳衣付法，確立繼承人。
神秀是弘忍的上座弟子，大家都寄希望於他，他也當仁不讓，在南廊壁間題了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眾僧見後，視為佳作，很快便傳遍全寺。但慧能聽人誦念這個偈後，很不以為然，於是請人在神秀偈旁題上自己的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佛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敦煌本《壇經》)神秀的偈認為，雖然佛性人人具有，但易為外在的塵垢障蔽，所以要時時拂拭，不斷修習，成佛才有可能。慧能的偈則指出，心性本凈，人人本來是佛，不必經過繁複形式的修習，便可進入佛的境界。
弘忍認為，慧能的偈頌徹見本性，見解超過神秀，可以繼承自己的事業，於是就在當夜秘密將衣缽傳授與他，並叮囑他急速南下隱藏，待時機成熟再出來傳法。慧能接受衣缽，連夜離開黃梅，回到嶺南，在懷集一帶隱居，前後達15年之久。唐儀鳳元年(公元676年)，他來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這天，有兩名僧人正在寺前辯論風幡問題，一說是風在動，一說是幡在動，爭執不休，相持不下。慧能傾聽良久，不禁插嘴說：「二位都沒有說對。既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而只是你們的心在動罷了。」二僧聽了，如茅塞頓開。寺院住持印宗法師聽說此事後，十分敬重他，親自為他剃度。慧能正式出家後，來到曹溪寶林寺(今南華寺)，開始創建禪宗的活動。他又應邀在韶州(治所在今廣東曲江)大梵寺講堂為大眾說法，其說法內容由門人法海等記錄，並整理成書，這就是後世流傳十分廣泛的《壇經》。
禪宗南北之分由此開始。神秀及其弟子因在北方傳授禪法，被稱做「北宗禪」；慧能及其弟子主要活動於南方地區，被稱做「南宗禪」。神秀系統的北宗禪在安史之亂前達到極盛，有「兩京之間，皆宗神秀」，「北宗門下，勢力連天」之說。相比之下，同時代的慧能禪尚局限於嶺南一隅。後來由於慧能弟子神會北上中原，不惜性命宣傳南宗宗旨，抨擊北宗禪法，逐漸使南宗禪「大播於洛陽」、「派流於天下」，並最終演變為禪宗主流。
慧能禪之所以能戰勝神秀禪，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它更適合社會的需要。
神秀的禪，主張循序漸進，通過抑制身心活動，斷除一切妄念，滅盡所有雜想，最後達到解脫。這是一種比較規範的、強調漸修的禪法，它與印度禪學仍保持著一定的聯繫。慧能則從般若性空的角度指出，客觀世界本來就是空，無所謂矛盾差別，因而也就不存在斷惡去染的問題。為此，他不僅否定了傳統形式的坐禪，而且還對「禪」作出全新的解釋。認為，「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意思是說，禪不應該拘泥於外在的形式，關鍵在於內心的體驗領悟。
慧能禪學的一大特點，是關於「定慧等學」的觀點。「定」，是指意志鍛煉的功夫；「慧」，指在定的基礎上獲取的宗教體驗。隋唐佛教宗派十分注重定慧雙開、止觀並重，但一般都視定、慧為禪的先後兩個步驟，雖力求把它們統一，而實際上仍然分裂為二。慧能則把定、慧看做是「體一不二」，相即互含，這好比是燈與光的關係：從定來看是光，從慧來看是燈。
慧能又把「頓悟」看做成佛的根本道路，以此與神秀的「漸修」加以區別。所謂「頓悟」，是指剎那間覺悟自己所具的佛性，不用積累而突然達到佛的境界。慧能說：「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敦煌本《壇經》)「真如本性」就是佛性。
「頓悟成佛」說給人們指出了一條簡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遠的宗教意義。後人常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指的禪宗「頓悟」。既然成佛只在「一念」之際，只是對「自有本覺性」的剎那直覺體悟，那麼，傳統佛教所主張的讀經、念佛、坐禪等一系列具體修行，也就沒有必要了。它破壞了傳統佛教寺院生活的固有特色，引導僧侶與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相適應，從而增強了禪宗自身的應變能力。又由於這一學說大大縮短了塵世與凈土、此岸與彼岸的距離，所以既為下層勞動群眾的學佛提供了方便，又迎合了新興官僚集團以及士大夫的宗教熱情。當然，對於某些地主階級人物來說，這種宗教學說，還投合了他們貪婪殘忍和不勞而獲的本性。根據「頓悟」說，只要「放下屠刀」，即可「立地成佛」，於是，在這一口號下，他們就可以逃避罪責，逍遙法外。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數百年內，釋迦牟尼佛及其他眾多的佛始終具有神聖威嚴的性質，慧能把自心等同於佛性，從而有力地破除了對「西方」的迷信和對「佛祖」的崇拜。順著這一思想路子，慧能之後，禪宗提出「離經叛道」、「大膽懷疑」、「獨立思考」的口號，進一步擺脫印度佛教繁瑣神學理論和宗教禮儀；與此同時，卻與中國傳統思想融為一體。在這一過程中，先秦莊子的虛無主義以及對精神自由的執著追求，魏晉玄學家的「得意忘言」理論以及曠達放蕩、純任自然的生活態度，都曾對禪宗予以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