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後，不少皇帝也都提倡佛教。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女皇帝。她於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正式即位稱帝，但實際掌握政權則始於30年前。為了君臨天下，她迫切需要來自各方面的支持。載初元年(公元689年)，僧人懷義、法朗等人表上《大雲經》，並撰寫《大雲經疏》。宣稱，根據佛經所說「即以女身當王國土」，武則天是彌勒(未來佛)下生，當做閻浮提(人類所居之處)王。意思是說，武則天當女王，乃是暗合佛經內容，順應佛的旨意。武則天對此極表滿意，隨即敕令於兩京(長安、洛陽)及天下諸州各建大雲寺一座，寺中藏《大雲經》，令法師升高座講解，又度僧1000以表慶賀。對撰寫《大雲經疏》的僧侶一一「賜爵縣公」，並且「賜紫袈裟、銀龜袋」(《資治通鑒》卷二○四)，以示獎賞。長壽二年(公元693年)，菩提流志等又譯《寶雨經》，上武則天。該經是梁代曼陀羅仙所譯《寶雨經》的重譯，但新添了佛授記「日月光天子」於「摩訶支那國」、「故現女身為自在主」的內容，譯者也因此而受到武則天的賞賜。
武則天執政期間，始終不遺餘力發展佛教。首先，她曾親自組織80卷本《華嚴經》的翻譯(在此之前已有60卷本)。為了表示對譯經事業的關心和支持，在《華嚴經》譯成後，她還特意寫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給高僧以特殊的禮遇。如，義凈(公元645—713年)慕法顯、玄奘遊歷印度的壯舉，取海道西行求法。他於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從廣州出發，歷時25年，途經30餘國，於證聖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陽，帶回梵本佛經近400部。當他返回洛陽時，武則天親自出迎。又如，神秀是當時北方禪宗界的領袖，被武則天請入京師，時時請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80卷本《華嚴經》譯成之後，武則天詔令法藏在佛授記寺大力宣傳該經思想，給予充分的物質保證，推動華嚴宗的創立。華嚴宗憑藉政治勢力，曾風靡一時。第四，她熱衷於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陽龍門奉先寺盧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則天的支持下雕鑿的，據說她曾為此捐助了二萬貫「脂粉錢」，並主持了工程落成的「開光」儀式。她又令僧人懷義製作夾紵〔zhu 住〕大像 。這一大像的小指頭上就可以並坐數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萬名，「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資治通鑒》卷二○五)，耗費了大量民脂民膏。
唐玄宗是著名的信奉道教的君主。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是太平盛世，史書上稱讚說，那時邊疆沒有戰事，國內和平統一，人民安居樂業。這一政治環境和社會氣氛，使最高統治者保持自信，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所以，當「開元三大士」(開元年間三位佛教大家)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相繼來華傳播密教時，唐玄宗仍給予極高的榮譽和禮遇。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親自為《金剛經》作注，並頒行天下。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從繁榮的頂峰上跌落下來，國運漸衰，徭役和賦稅日重，民眾紛紛以寺院為逃避之所。肅宗、代宗、德宗有意保護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勵禪修。至唐憲宗時，崇佛活動又進入一個新的高潮。
據佛教傳說，古印度阿育王在釋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後，藉助於鬼工神力，修造84000座寶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於今陝西扶風境內的法門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內藏有佛陀指骨一節。唐代宗時，曾命名該塔為「護國真身佛骨寶塔」，十分敬重。寶塔所在的法門寺大約建於東漢桓帝、靈帝時代，原屬宮廷寺廟，歷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已逐步向民間開放。因塔內珍藏佛骨，所以它為法門寺增添了無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該塔每30年開啟塔門一次，即可使歲豐民安，國運昌盛。自高宗顯慶五年(公元660年)首次迎佛骨於宮內供養起，其後各帝均竭力仿效。每當開塔之際，「京邑內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至誠，遂得見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憲宗派遣太監，率領僧侶多人，前往法門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將佛骨迎至京城長安。憲宗敕令先在宮中供奉三天，然後送往京城各寺院讓僧俗禮敬，從而又一次煽起全國性宗教狂熱。當時，朝野震動，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頂燒指燃臂為供養的，有傾家蕩產以作施捨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後。面對這種日益高漲的崇佛狂潮，韓愈勇敢地挺身而出，予以堅決反對。他在給憲宗的《諫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當前之勢，舉國若狂，這種現象實在是「傷風敗俗，傳笑四方」。他提出，應將佛骨交付有關部門，投於水火，以「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靈驗，能作禍祟的話，那麼，所有的災難請都落到我的身上吧！
《諫迎佛骨表》觸怒了皇帝，韓愈幾乎因此而喪失性命。後來在一些大臣的幫助下，總算免遭殺害，但是被削去了刑部侍郎的職務，貶為潮州(治所在今廣東潮安)刺史。對於這件事，韓愈始終沒有後悔，不改初衷，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蘭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可見他沒有因政治上遭受打擊而放棄反佛的主張。歷史上的韓愈不僅是一位文學家，與柳宗元等同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而且還在反佛鬥爭中是一位逆流而上、英勇無畏的戰士。他的這首詩給我們留下了深沉的歷史回憶。
由於佛教勢力過分膨脹，泛濫成災，在韓愈反佛精神的鼓勵下，地主階級中部分有識之士的反佛意識逐漸上升。與此同時，自敬宗、文宗起，朝廷也有了廢佛意圖。至武宗時，終於將廢佛付諸實施了。
唐武宗是唐朝皇帝中唯一堅決反佛的。他在廢佛敕書中說，隨著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隊伍的擴大，耗資日益龐大，對社會生產和民眾生活帶來嚴重危害。而且，佛教無君臣父子之禮，不事嫁娶婚配，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發生嚴重抵觸，難以容忍。這是他滅佛的主要動機。此外，武宗未即位時已偏好道術，即位後曾召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宮修道場。趙歸真又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共同謀劃毀佛、滅佛。唐武宗從會昌初年(公元841年)起，開始做滅佛準備，至會昌五年(公元845年)進入滅佛高潮。其結果，共拆毀寺院4600座，招提、蘭若(小型寺廟)等佛教建築四萬餘座，僧尼被迫還俗者26萬餘人，沒收寺院土地數10萬頃，查出奴婢15萬人。
唐武宗滅佛是繼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後的又一次滅佛，因發生於會昌年間，故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這次滅佛比較徹底，給予佛教以沉重打擊。寺院財產被剝奪，僧尼還俗，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從此也就由極盛而走向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