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十六國南北朝長達300年之久的分裂之後，隋唐重新統一全國，建立起強大的封建集權王朝。隋唐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獲得空前的發展，佛教在統治階級扶植下，也進入鼎盛時期。
隋文帝取得政權後，改變北周武帝的滅佛政策，轉而大力恢複和發展佛教。他曾多次下詔在全國各地興建寺院、佛塔，廣度僧尼，組織佛經翻譯。據《隋書·經籍志》記載，由於隋文帝的提倡，「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又據載，楊堅幼年時受尼姑智仙的養育，故即位後著意復興佛教，並說：「弟子往藉三寶因緣，今膺千年昌運。」(《廣弘明集》卷一九)這當然是神化自己政權的說法，不必定信。實際上，隋文帝復興佛教，更有收攬人心、招致流民歸土等政治經濟原因。與此同時，隋文帝更重視傳統儒學的復興。他接受歷代帝王崇佛或廢佛的經驗教訓，力圖建立以儒學為核心，以佛、道為輔助，調和三教思想的統治政策。
隋煬帝在歷史上以暴君著稱，為了掩飾自己的兇殘面目，他也充分利用佛教。他在為晉王時，曾請高僧智顗為自己授菩薩戒，尊智顗為「智者大師」。即位後，他親自作《發願文》，表示皈依佛教，文中自稱「菩薩戒弟子」。
在佛教政策上，文帝和煬帝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要求佛教對王權負責。文帝認為，他是以「人王」的身分來提倡佛教的，所以佛教應有皇權至上的觀念，忠實地「為國行道」。他在給智顗的敕書中，明確要求「宜相勸勵，以同朕心」，即不允許佛教與王權離心離德。煬帝在尊崇智顗的同時，特別提醒他要「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國」(《國清百錄》卷三)，即必須把名教置於佛法之上，以維護王權的統治。
唐代帝王對於佛教的態度，出於真正信仰者很少，普遍地是從政治上進行考慮的。隨著道教勢力的不斷壯大，唐朝統治者及時總結歷史教訓，在佛、道關係上有意識通過儒家予以調和，消融矛盾。這樣，在唐朝，一方面儒、釋、道三教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協和一致。這說明，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統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已進一步成熟，從而為宋代理學的形成做了準備。
唐初，太史令傅奕曾一再上疏，要求罷廢佛教，唐太宗曾一度根據傅奕和道教徒們的要求，下令精簡僧尼。但是，其後不久，他又說：「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上)意思是說，從宗祖立朝的角度考慮，道教在先 ；若從對社會的宣傳效果看，佛教應居上。唐太宗的佛、道並重方針後來為唐王朝大多數統治者所採用。在他們看來，佛、道都有不可取的一面，又有可以借用的一面。就可借用的一面說，佛教有助於「治化」，即發揮它的教化民眾的作用；道教則可以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擊舊士族勢力。
說到唐代佛教，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唐僧取經」的故事。其實，《西遊記》中的「唐僧取經」，是小說家運用浪漫主義手法進行藝術創作的成果，與歷史上的「唐僧」玄奘有很大的不同。
玄奘(公元600—664年)，通稱「三藏法師」。俗姓陳，名褘〔hui灰〕，洛州緱〔gou勾〕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人。15歲出家，曾遊歷洛陽、長安、成都等地，求教於名師。鑒於當時佛教各學派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矛盾看法，佛教經典中也有不盡統一之處，使人難以理解，他便決心西行求法，以釋心中之疑。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玄奘離開長安，孤身孑影，踏上西行征途。經姑臧(今甘肅武威)，出敦煌，取道今新疆、中亞地區，歷經西域16國，九死一生，行程數萬里，進入了北印度。又經10餘國，輾轉到達中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入當時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從著名佛教學者戒賢學習《瑜伽師地論》等瑜伽行派重要經典。玄奘在這裡勤奮學習，五年內取得優異成績，深受印度佛教學者的敬重，待以上賓之禮。此後去印度各地遊學，參觀名勝古迹。四年後重回那爛陀寺，應戒賢之請，為寺眾成功地講解《攝大乘論》等經典。從此聲譽日高，其地位僅次於戒賢，其學問則高於戒賢。
在那爛陀寺，他曾與佛教以外的印度各學派論師展開辯論，每次都獲全勝。當時統治中印度的戒日王，久聞玄奘的才學，特地為他在曲女城召開無遮大會，邀請印度各國國王和佛教學者、婆羅門學者5000人出席。玄奘在大會上宣講大乘教義，發表見解，18天內竟無一人敢於提出異議。為此，他獲得了「大乘天」(大乘佛學最高權威)的榮譽稱號。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謝絕一切友好挽留，滿載著榮譽和友誼，返回故土長安。他帶回大、小乘梵文經、律、論520夾計657部，以及許多佛像。
玄奘西行的非凡經歷引起了唐太宗的重視，將他召往洛陽，並勸他還俗輔政，擔任朝廷高官，但被他婉言辭謝。於是唐太宗只好命他住長安弘福寺，主持佛經翻譯工作。從貞觀十九年五月至龍朔三年(公元663年)，19年間，玄奘先後在弘福寺、大慈恩寺主持譯場，譯出經、律、論73部1330卷(一說75部1335卷)。他的譯經，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空前的。
玄奘的翻譯，代表了譯經史上的最高成就。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則，規定凡漢文中無可對應和佛教特用的辭彙，只音譯而不意譯，以避免望文生義。他本人是譯場的主持者，梵漢都十分精通，因此，儘管他的翻譯有一定的傾向性，但能如實地表達出所宗經典的內容。他的譯文凝練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採風貌，又顯示了漢文的典雅明暢。
玄奘的另一偉大貢獻，是他將西行旅途見聞撰寫成《大唐西域記》一書。該書以行程為經，地理為緯，記敘了西域、印度共138個國家、城邦和地區的情況，包括疆域、氣候、山川、風土、人情、語言、宗教、佛寺以及歷史傳說、神話故事等，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他親身經歷的。由於玄奘博學強記，使《大唐西域記》的內容既豐富多采，又翔實可靠，成為研究中世紀中亞、南亞各國歷史、地理、宗教、文化藝術以及中西交通的極為重要的資料，具有不朽的價值，至今仍深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
比如，帕米爾高原一向被認為是神秘的地區，由於自然條件險惡，很少有人涉足，直到玄奘時代，還未有人對它作過詳細記述。玄奘在這一地區前後三次往返，進行實地考察，具體記載了它的地理位置。又如對南亞各國的地理位置、物產氣候、風土習俗和歷史遺迹等，他也都有廣泛的考察，細緻的記錄。玄奘還對西域各國的政治狀況、歷史沿革、賦役租稅等方面作了客觀記述。
與此同時，玄奘對西域和南亞各國的宗教流傳情況，作了詳盡的介紹。有關佛教史跡方面的記載，書中更是隨處可見，極為豐富。由於書中對地理位置有明確記錄，從而為印度佛教遺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方便。近代以來，那爛陀寺、王舍城、鹿野苑、阿旃〔zhan氈〕陀石窟、迦毗羅衛城等重要遺址的陸續發現，大多得助於《大唐西域記》的有關記載。
玄裝是一位傑出的旅行家、翻譯家和佛教哲學家。他的卓越活動在歷史上曾經為溝通中印文化，豐富祖國文化，促進中外關係和中西交通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玄奘大師確實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和驕傲。我們主張唯物論，反對唯心論，也不承認佛教理論全是真理。但是，我們有責任指出統治者有意識利用佛教和佛教徒真誠信奉佛教的區別。在揭露統治者偽善面目的同時，對於廣大佛教徒的虔誠宗教感情和嚴肅信仰態度，我們應給予同情和尊重；對於他們在文化領域所作出的各項卓越貢獻應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