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時期雖然發生過兩次滅佛事件，但總的來說，大多數統治者都重視利用佛教，扶植佛教。從規模上看，北朝佛教還遠盛於南朝佛教。《洛陽伽藍 記》一書，可以說是北朝佛教的歷史見證，它真實地記述了北魏洛陽時期(公元494—534年)前前後後的佛教寺院盛衰興廢，成為我們今天了解北朝佛教的重要資料。
《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衒〔xuan 絢〕之，是生活於北魏和東魏時期的人。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他因公務重遊洛陽，眼見昔日寺院櫛比、寶塔駢羅的繁榮景象，經過北魏末年的戰亂，已是滿目凄涼，殘破不堪。他不禁觸景生情，對世事的變遷發出內心的感慨，於是撰成此書。
北魏帝王從道武帝拓跋珪起就信奉佛教。為使出家人有禮佛之所，他於天興元年(公元398年)命有關部門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帶建立寺塔、佛像。在太武帝拓跋燾時，北魏佛教已初具規模。太武帝毅然滅佛，一度曾給佛教以沉重打擊。但在文成帝宣布復佛之後，佛教旋即在魏境恢複並發展。文成帝不僅積極鼓勵人們出家為僧，而且還在平城大興土木，修建寺塔、佛像。孝文帝在大力提倡儒學，全面加速鮮卑族漢化的同時，也崇奉佛教。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遷都洛陽，在漢文化的廣泛影響下，佛教迅速發展，從而奠定了整個北朝佛教繁榮興盛的基礎。據《洛陽伽藍記》等記載，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國佛寺6400餘座，僧尼7.7萬餘人，而至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全國佛寺達三萬餘座，僧尼達200餘萬人 。這一巨大的發展變化主要是在孝文帝之後的宣武帝和孝明帝時期完成的。就洛陽而言，在西晉永嘉(公元307—313年)時，只有佛寺42座，至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518年)，已達500座，而至北魏末年，突增到1367座。
北魏分裂後，東魏和西魏的統治者也都大興佛教，「諸寺僧尼，亦與時遷」。其間佛教雖一時在洛陽遭受破壞，但總體上仍有所發展。取代西魏而起的北周王朝，除武帝外，其餘數帝也都好佛。繼承東魏的北齊帝室，更是利用佛教收買人心。
北朝時期，戰爭頻繁，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與南朝佛教相比，北朝佛教不崇尚虛玄高深的理論探討，而強調具體的修行實踐，因而禪觀和凈土信仰特別流行。廣大佛教信徒試圖通過坐禪、念佛等活動，擺脫現實生活的苦難。
《洛陽伽藍記》有一則記述，說有五位僧侶，死後一起接受閻羅王的審查。其中，智聖因生前坐禪苦行而升入天堂，道品因生前常年誦經也得升入天堂，而曇謨最則因生前喜歡講經說法而被打入黑門。此後，「京邑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即京城一帶的僧侶都去從事坐禪和誦經了。這一故事，形象地反映了當時北方地區佛教開展的基本特色。
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原是禪學重鎮，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當地禪學大師玄高、曇無讖、曇曜等相繼東來，加速了北魏禪學事業的發展。曇曜在擔任沙門統 時，積極從經濟上鞏固和擴大佛教勢力，同時建議鑿壁開窟，鼓勵禪修。獻文帝偏重禪學，他專為坐禪者修造寺院，開闢石窟。在北魏遷都洛陽之前，河南嵩山已是禪僧集居之處。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詔於河南登封少室山建立少林寺，請西域佛陀(又名跋陀)禪師居住，專門傳授禪法。這少林寺就是後來產生少林武術的地方，至今名聞遐邇。佛陀的禪法為其弟子僧稠所繼承，並在北方地區廣泛傳播，形成一股較強的勢力。天台宗的先驅者慧思、慧文等人則在北方提倡定(禪定)、慧(智慧)雙修的禪法，也自成一系。
早期宣傳西方凈土信仰的，除了東晉時的廬山慧遠，還有北魏時的曇鸞。曇鸞由修學道術而改信佛教凈土，以菩提流支授予的《觀無量壽經》為依據，並在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大岩寺和汾州玄中寺(在今山西交城縣)實修並宣揚凈土法門，為唐代凈土宗的正式成立創造了條件。
北朝佛教注重實行的特點，還表現在建造寺宇、鑿窟雕像等方面。在《洛陽伽藍記》的序文中，有一段關於北魏時期佛寺興建盛況的生動描述：「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迹。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剎與靈台比高，廣殿與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綉，土被朱紫而已哉！」文中，「象馬」喻指財貨；「招提」是寺院的別名；「金剎」指寶塔；「靈台」為東漢光武帝所築高台；「阿房」即秦始皇所建的阿房宮。一方面生產凋敝，百姓凍餒；另一方面卻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可想而知。石窟的開鑿，在北魏時有大同雲岡、洛陽龍門以及天水麥積山等處。與此同時展開的，是石像的大規模雕鑿以及金像的大量製作。這些佛教活動與當時的凈土信仰有著本質的聯繫，即都是希望獲取現實中無法得到的東西。
北朝佛教在迅速發展過程中，遇到兩次重大挫折，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進行的兩次廢佛滅佛運動。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後因受司徒崔浩的影響，改信寇謙之的道教。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蓋吳在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發動起義，有眾10餘萬。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往鎮壓。進入長安城時，看到有的寺院私藏弓矢、矛盾等兵器，已懷疑僧徒與蓋吳通謀。後又在寺院查得釀酒器具及大量錢財，甚至有的洞窟中藏匿著婦女。於是他下令誅殺長安僧眾，焚毀經典、佛像，並宣布在全國範圍毀滅佛教。其結果，北魏境內大量寺院遭到破壞，大批僧眾被追捕殘殺。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時，發生了歷史上第二次滅佛運動。當時，曾是佛教僧侶的衛元嵩於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上書武帝，認為佛教盛建寺塔、佛像，耗費民眾財力，違背以「大慈為本」的佛教精神。周武帝表示贊同，於是多次召集僧人、道士及百官，辯論儒、釋、道三教的先後優劣。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因爭執不下，便下敕同時禁斷佛、道兩教，強迫僧人、道士還俗，但重點放在對佛教的打擊上。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武帝滅北齊，即以佛教費財傷民、悖逆不孝為名，在北齊境內繼續全面推行滅佛令。其結果，使北方數百年來官、私所造的一切佛塔毀壞殆盡；無數佛像被毀，經典被焚；四萬寺廟盡賜王公，充為第宅；300萬僧尼被剝奪僧籍，還為平民。
北魏太武帝滅佛，除了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更有政治方面的深刻原因。自鮮卑族拓跋部進入中原以後，逐步採用儒家思想統治。儒家強調華夷之別，所以拓跋氏貴族自稱與漢族祖先同源，主張實施「羲農之治」，而不與外來文化相合。太武帝說，佛教來自域外，「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又由於佛教的盛行，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所以必須「盪除胡神，滅其蹤跡」(《魏書·釋老志》)。北周武帝以「使天下一統」為己任，奉儒學為正統，不承認自己是「五胡」，因而也主張廢棄被其稱為「夷狄之法」的佛教。與前者不同的是，北周時，寺院經濟已十分壯大，構成與世俗地主經濟的矛盾衝突。為此，周武帝明確提出要把廢佛作為「強國富民」之策推行，從寺院奪回土地和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