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的生產方法，或者稱為書籍的製作方法，同書籍的製作材料一樣，前後經歷過若干不同的階段，方式方法也有過很大的不同。書籍的製作方法，不是一開始就用雕版印刷或是活字印刷的。印書術的出現，在書籍史的發展上具有偉大的劃時代的意義，所以我們應當以印製書籍的出現劃一界限，分兩段講述書籍的生產方法。
我國印製書籍大約起於唐，成於五代，盛於兩宋，旁及遼、金、西夏，沿襲於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國書籍的製作方法大概依書籍的製作材料而定，先後有過刀刻、鑄造、筆寫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書籍之一的甲骨文書，從現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為什麼非要用刀刻？這大概取決於這種材料的質地。我們知道，骨頭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卻不怎麼強，如果用筆寫，可能不會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筆道纖細勻稱。如果用筆寫，那時有沒有那麼細的筆還是個問題。一塊龜甲或一塊獸骨，沒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時形成的卜兆裂紋，能著字的地方所剩無幾，如果筆尖稍粗，根本無法寫下。這大概也是採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跡既能保持久遠，又能筆道勻整，又適應甲骨僅有的空餘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們見到的甲骨文書絕大多數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纖細，像陝西周原地區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跡要用五倍的放大鏡才能看清，可見那時的微雕技術已經相當精湛了。
初期書籍之二的青銅器銘文，據現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凸出來的陽紋，一種是凹進去的陰紋。兩種紋路不同，它們的製作方式也不同。凹進去的陰紋文字比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設計製作好的青銅器上，如果什麼時候想在上面鐫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隨時請人操刀鐫刻就是了。這種用刀在青銅器上直接鐫刻陰紋文字，比在青銅器上鑄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銅器上鑄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計畫。有的在設計時大概就不想當作器具用，而是想鑄字，以文字意義為主的。例如鄭國、晉國鑄造的刑鼎，目的就是為了公布法律，曉諭全國。這類青銅器物上面的文字，在製造澆鑄模子時就要考慮周詳。一份文件，一個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個字的鎪〔sou搜〕鋟〔jian堅〕，都要精心設計，精心製作。而且模子內壁的陽陰紋字跡必須是凹進去或凸出的反字，澆鑄出來的才是凸起或凹進的陽紋或陰紋正字。這就牽涉到模子內壁上陰陽紋反字究竟是怎麼弄上去的問題。正寫反貼雙勾再鎪鋟，自然是我們現代人的思維。古人是不是這樣做，不敢肯定。考古學界有人根據青銅器銘文中常用虛字的酷似，推測青銅器鑄模內壁的陰陽紋反字，可能是一個一個事先做好的陽陰紋正字壓擠出來的。這種推想十分大膽，假如這種推想能夠成立，那就表明我們的祖先老早就懂得製造活字的原理了。當然這種活字尚不是為了排版印刷，而是為了鑄造青銅器銘文。
初期書籍之三是石質文書。我國自周秦以來，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寫的石質文書，也可以說是浩如煙海。歸納起來，往石質材料上著附文字，就現在所知也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書寫，一種是刀刻。書寫者見於侯馬盟書。1965年在山西侯馬春秋晚期晉國遺址出土的盟書，都是以硃色或墨色書寫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長32厘米，寬3.8厘米，上尖下方，形態規整。這種盟書為什麼要用筆寫而不用刀刻，道理說不清楚。也許因為侯馬盟書是社會急劇變化的產物。在中國古代，大凡需要發誓定盟，總是事有急需，發於義憤。並且盟書要一式兩份，一份留作證據，藏於盟府，以備查驗；一份沉於河底或埋於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兩份，刀刻可能不適應，故採用手寫。不過這只是推測，不能算是科學結論。除侯馬盟書以外，傳世的所有石質文書，包括摩崖石刻、碑、碣、歷代所刻儒家石經、釋家石經、道家石經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這些刀刻的石質文書，不同於侯馬盟書的一份要藏於盟府，一份要沉於河底或埋於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來就是依山刻石，風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用筆在石質上寫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質上刻字，時間一長，或經過雨水的沖洗，字跡就會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跡全無。所以古代的石質文書絕大多數都是用刀刻成的。
隨著書籍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正規書籍的出現和發展，以前的甲骨、青銅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適應需要，竹木簡便廣泛地被採用為書籍的製作材料。這種材料不同於以前的甲骨、青銅器和石頭，究竟採取什麼辦法將文字著附在竹木簡上，這是書籍生產方法上的重大課題。歷來出土的大量竹木簡，證明了竹木簡書都是用筆寫成的。過去有所謂「刀筆吏」的說法，說竹木簡書是用刀刻成的，這完全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刀、筆、墨、硯要預備齊全，才能書字於竹木簡上。筆、墨、硯的功能不言而喻，誰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過去說法不一。一種說法，刀就是筆，用刀筆在竹木簡上刻字。這早已為事實所推翻。還有一種說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小學生，甚至包括初中學生，每天上學，他們的書包里所帶的鉛筆盒中，必帶有鉛筆、筆刀和橡皮。 目的是當寫了錯字時，就用橡皮將錯字擦掉，而後改成正確的字。竹木簡書盛行時期，之所以要把刀、筆、墨、硯同時備齊，同樣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類乎今天中小學生所用的橡皮。當在竹木簡上寫了錯字時，就及時用刀子颳去，然後再寫上正確的文字。過去人將「刀筆」連讀，解釋為刀子筆，進而說竹木簡書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事實上竹木簡書都是用筆寫成的。
在竹木簡書盛行的同時，絲織品中的縑帛也是書籍的製作材料之一。用這種材料製作書籍，就無法像甲骨、青銅器、玉石那樣，其文字可以鑄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筆書寫。這道理很簡單，用刀在縑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像後世印製紙書那樣，將文字印在縑帛上，也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帛書只能是用筆書寫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辦法將文字著附上去。事實上，歷來出土的帛書，也確實都是用筆書寫而成的。
紙張取代竹木簡、縑帛而成為書籍的普遍製作材料之後，不但改變了竹木簡笨重，縑帛貴重的弊病，而且由於紙張比竹木簡、縑帛更易於著墨，所以自東漢至五代上千年的時間裡，紙書多是用筆抄寫而成。又由於紙張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軟，所以又承擔起自唐代開始的印製書籍的任務。雕版印製書籍中經五代的緩慢發展，至兩宋而極盛，標誌著書籍的生產方法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人類文明也跨進了新的歷史時期。
我國用雕版印刷的辦法來印製書籍，大概在唐朝已經開始。這無論從文獻記載或實物留存都能得到證實。但印書之始，絕不意味著雕版印刷的技術到唐朝才發明，反而表示這種技術在唐以前應該早已出現。到了能夠印製整部的書籍，則應該是這種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了。但長期以來，參與討論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問題的中外古今學者，卻多以印書之始來論證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結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後，始終得不出一致的意見和科學的結論。早的有東漢發明說，東晉咸和(公元326—334年)發明說，六朝(公元222—584年)發明說，隋朝(公元581—617年)發明說，唐朝(公元618—906年)發明說；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發明說，北宋(公元960—1126年)發明說。時代跨度上千年。這些說法，有的因論據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實物為證，但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們這裡不是討論印刷術的發明，我們注意的是用這種技術來生產書籍在唐朝則是史不絕書了。
明朝有位史學家叫邵經邦(公元1491—1565年)，他寫了一部歷史著作叫《弘簡錄》。在《弘簡錄》卷四六記載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長孫氏，洛陽人，年僅36歲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當宮女們將皇后生前所編纂的《女則》10篇呈獻給皇帝時，唐太宗撫物生情，「覽而嘉嘆，以後此書足垂後代，令梓行之。」這裡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這是迄今所知關於印製書籍的最早記載。長孫皇后卒於貞觀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則》應當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後一點。表明在7世紀的上半葉，中國已經懂得用雕版印刷的辦法來生產書籍了。而且生產的第一部書就是婦女著作。
馮贄的《雲仙散錄》記載「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我們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經出發的那一年是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經回國，前後經過了17年。再過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圓寂。所以他用回鋒紙印刷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