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書籍，人們通常想到的多是現代書籍的內外形象，頂多還能想到古籍線裝或古籍包背裝的內外形象，再久遠的書籍就難以想像了。其實現代人們通常所能想像的書籍，還是正規書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規書籍的出現，不但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到很晚以後的事情，也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期很晚以後的事情。早期的文字記錄，例如甲骨文、青銅器銘文、石刻文字等，雖然算不上正規書籍，但它們卻為正規書籍的產生做了各方面的準備，或者說它們就是中國初期書籍的特定形態，或者說它們就是中國書籍的初期形態。因此，中國古代書籍史自然就分成了兩個階段，一個是初期書籍階段，一個是正規書籍階段。書籍史的任務，就是要追尋這兩大階段中書籍發展的軌跡，揭示它們的演變規律。
書籍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產品，它既具備物質形態，同時又具備意識形態。凡是書籍，無論是初期書籍，還是正規書籍，都是人的某種意識的反映。而人在無階級的原始社會，以氏族部落相劃分；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人就以階級、階層相劃分了。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就是說，在階級社會裡，各個階級及各個階層的人，不管他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識形態、觀察社會、理解人生，以及解釋社會現象、解決各種問題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帶上階級的色彩。這種客觀存在於人們頭腦里的階級意識，反映在書籍中，也就使書籍帶上了階級特色。
在階級社會裡，人們的意識形態除了受階級制約，還要受時代制約。中國古代各個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時代特色。夏、商、周是奴隸制時代，固然與其後的封建制時代呈現著不同的時代特色。同是封建制時代，由於朝代的更迭，也分為若干不同的歷史時期。而在各個歷史時期，由於統治者推行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不同，也呈現出許多不同的時代特點。這些不同的時代特點，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折射在書籍里，也就使書籍帶上了時代特色。
當然，同是一個階級，甚至是同一階層，又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人們，由於平生際遇的不詞，對世態炎涼的感受也不盡相同。甚至同是一位著作家，由於前後地位的變化，或是前後所從事的社會實踐不同，也會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不同的思想情緒。所有這些，反映在作品裡，折射在書籍中，也就使書籍帶上了個人的特色。
所以有人說，圖書一經產生，就會憑藉著其物質載體從人的主觀意識中遊離出來，異化為一種客觀存在。也就是說，書籍是一種物化了的思維，凝固了的意識。這就決定了書籍的內容不管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是美妙的還是醜惡的，是真實的還是虛偽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所包含的意識都具有獨立的形態。這是書籍構成的一個方面。
人的意識傳播媒介不外兩個方面，一是靠說唱演講傳揚開去，一是靠著書立說物化出來。所以當人們的某種意識，無論是自然科學的，人文科學的，或是社會科學的，只要物化成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同時也就具備了相應的物質形態，這是書籍構成的另一個方面。
書籍構成的物質形態，包括文字、文字載體、載體材料、材料形狀及裝幀形式等。
文字是書籍構成的基本條件，任何情況下，沒有文字都不可能產生書籍。文字不但承擔著意識形態的構成任務，也影響著書籍物質形態的內外狀況。如漢字方塊字的特點，影響中國書籍既可以從右向左豎寫、豎印、豎排，並因此而影響中國書籍右側裝訂、書脊居右的特點；也可以從左向右橫寫、橫印、橫排，並因此而影響中國書籍又可左側裝訂、書脊居左的特點。而有些少數民族文及英、法、俄、德等外文，就只能是從左向右的橫寫、橫排，因而也就只能左側裝訂，書脊居左，而決不可能是豎寫，豎排。這說明，文字不但是構成書籍的前提條件，還影響著書籍的版面形式和外部形態。
文字除在人的頭腦里可以想像外，只要在客觀上顯現出來，就一定有個著附材料的問題，或者說就一定有個載體問題。而文字的載體，實際就是書籍的製作材料。世界上各個古老民族在各自書籍的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採用過不同的製作材料。外國人先後採用過紙草、樹葉、樹皮、磚刻、蠟版、銅葉、鉛葉、金葉、亞麻布、羊皮、犢皮，乃至於人皮；中國則先後採用過龜甲、獸骨、人的頭蓋骨、青銅器、石鼓、石碑、石碣、石片、玉片、摩崖石、竹簡、木犢、縑帛等。到人類普遍使用紙張來製作書籍，那已經是很晚的事情了。
由於文字的載體，或者說是書籍的製作材料不同，影響到書籍的製作方法，或者說是書籍的生產方法也不同。從刀刻、筆寫、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屬活字排印，直到全人類共同使用鉛活字排版印書，中間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在紙張成為書籍的製作材料之前，不能想像書籍會用印刷的方法生產出來。同樣，在以甲骨、石料、玉片為書籍製作材料的情況下，恐怕也只能用刀刻或筆寫的方法來製作書籍，而不可能採用印刷的辦法。古印度及東南亞以貝多樹葉為文字載體製作書籍，也只能用鐵筆將文稿刻畫在貝多樹葉上，也不可能用印刷的辦法生產出貝葉書籍。可見不同的書籍製作材料，相應也就有其不同的書籍製作方法。
由於書籍的製作材料、製作方法不同，影響到書籍的形式，或者說是書籍的外部形態也不同。片片不甚規則的甲骨，其裝訂只能是中間鑽孔串連；片片有規則的竹木簡，便可以用繩子串連或編連；縑帛是絲織品，柔軟堅韌，自身相連，因而帛書的裝幀形式既可捲起收藏，也可以疊起置放。紙張兼具縑帛的柔軟，更易成型，因而先是仿效縑帛採用捲軸裝，後又出現經折裝、旋風裝。待到書籍的製作方法發生巨大變革，即由手寫轉換為雕印，影響到書籍的裝幀形式徹底過渡到冊葉式的蝴蝶裝、包背裝和線裝。
所有上述這些，都是書籍構成的物質要素，或者說由它們綜合起來，構成了書籍的物質形態。研究書籍的意識形態、物質形態，以及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內在聯繫，揭示它們的內涵與外延，總結它們發展演變的規律，是中國古代書籍史所應完成的重要任務。
中國古代書籍史的研究對象，雖然是中國古代的書籍，但書籍是社會的產物，是人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結晶。反轉過來，書籍又是記錄歷史，反映歷史，總結三大革命運動，推動歷史和三大革命運動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之一。以什麼樣的思想意識、什麼樣的人生態度、什麼樣的世界觀構成書籍的內容；以什麼樣的物質作為書籍的製作材料，以什麼樣的技術作為書籍的製作方法，以什麼樣的工藝構成書籍的內部形式和外部形態，都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而是有其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所以書籍史的研究對象，就不僅僅是書籍自身的歷史，還應包括能夠影響書籍生產傾向、生產數量、流通傾向的圖書事業。
所謂圖書事業，是指人類社會活動中的圖書活動。它既包括國家行政揚抑下的圖書活動，也包括人類文化褒貶下的圖書活動。研究這兩方面抑揚下書籍生產、流通的興衰，就是圖書事業的全部內容。
書籍的發展，包括書籍自身的演變和圖書事業的發展，都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所謂必然性，就是規律。所謂規律，就是指書籍自身所固有的必然的內部聯繫和圖書事業興衰演變必然的外部聯繫，以及這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必然關係。揭示書籍自身演變的客觀規律，闡述圖書事業興衰的歷史必然性，概括它們在不同歷史背景下所呈現的不同發展狀況，則是中國古代書籍史所應承擔的又一任務。
從初期書籍、正規書籍兩大階段入手；從意識形態、物質形態兩個方面闡述；從整個圖書事業的大背景著眼，便構成了中國古代書籍史研究的方法、結構與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