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居寺位於北京市房山西南白帶山山麓，距北京城75公里處。白帶山屬太行山脈，海拔約500米，因山頂常有白雲繚繞而得名。山中鑿有石室，儲藏著歷代石刻佛經，故又稱「石經山」。
房山石經始刻於隋朝，迄於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以盛唐、遼、金時期所刻數量最多，分別藏於石經山九個石洞及雲居寺西南的地穴中。
刻經創始人靜琬(公元？—639年)為隋唐之際幽州沙門。從其發願刻經到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去世的30多年中，從未間斷。所刻經典有：《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維摩經》、《勝鬘〔man蠻〕經》、《金剛經》、《佛遺教經》、《無量義經》、《彌勒上生經》等10餘種。石刻經版的編製方法，是根據1989年在石經山雷音洞前石欄杆下出土的一方殘碑銘文(唐武德八年，即公元625年刻)內容進行的。經研究，銘文是靜琬刻畢《涅槃經》後的題記。其中記載《涅槃經》共刻了81石，分為六個組。按1、2、3、4、5、6組順序排列，每組刻石數分別為17、20、18、11、12、3石。經文刻制順序，始於第一組各石的正面，待正面刻滿經文後，轉向各石的背面繼續刻，刻滿後則轉向第二組各石的正面，以至背面。依此類推，直到第六組的各石刻滿為止。在房山全部石經中，採取分組並於正反面刻經的，只有靜琬的石刻《涅槃經》。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刻《大方廣佛華嚴經》時，用石177塊，始刻時也將前七石劃為一組，採用刻滿正面再在背面續刻的方法，但從第八塊石開始，不再劃分組，而是以一石為單位，刻滿正面後轉向背面續刻，依此類推，直到最後一塊石止。從刻經方法的變化，可說明《華嚴經》是緊接《涅槃經》之後而刻。靜琬所刻經文，只是選刻了一些大乘佛教經典，並非事先編好目錄然後再刊刻全部。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靜琬圓寂後，其弟子玄導及儀公、慧暹(有的稱「暹公」)、玄法又相繼主持刻經。玄導刻有「四部經律」，即《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佛地經》一卷，另一部可能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刻經時間大約在唐太宗後期至高宗時期，所刻經典，可視為房山的第二批刻經。
玄導沒世後，儀公繼之。儀公主持刻經時間約在武周時期(公元690—704年)。這一時期所刻經石，至少有：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龐德相《金剛經》，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劉行輿造《佛說當來變經》、《施食獲五福報經》，長壽三年(公元694年)沙門正智造《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張任德造《佛說觀彌勒上生兜率經》及周奭造《佛說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等。這批石經可視為房山刻經的第三批。
儀公去世後，慧暹繼之。慧暹主持刻造的經典，首先是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梁踐悊〔zhe哲〕刻的《心經》和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刻的《佛說恆水流樹經》、《藥師經》等。然後是新經堂完成後，開始刻造的以金仙公主所贈新、舊譯經為底本的幾部大經，如《正法念處經》、《大方等大集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其後刻有《大集經日藏分》、《大集經月藏分》等。這些可視為房山刻經的第四批。
第五批刻經，主要是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據云居寺有關碑銘「題記」分析，其始刻的年代為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個別的可能早到開元末年(公元741年)。有唐一代刻了500餘卷(其餘八九十卷為遼代補刻)。刻經包括《妙法蓮華經》、唐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梵網經》、《大乘流轉諸有經》、《金剛三昧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等。
第六批刻經，主要是指晚唐時期的刻經。據「題記」所載，晚唐時期駐幽州的都督府長史對刻經事業均比較熱心。如楊志誠於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刻了《父母恩重經》。幽州都督史元忠於開成元年至五年(公元836—840年)前後刻經31條，計61卷。張允伸於大中八年至咸通四年(公元854—863年)刻了石經90條，幾乎每條經碑都有年月題記。不過史元忠、張允伸所刻多為小碑，並前後重複，說明他們刻經尚無計畫。隋唐時期刻經，均未刻千字文帙字。
遼金時期，刻經事業得到較大發展，在皇帝的親自過問下，其規模更大。遼代一邊編輯《契丹藏》與宋朝抗衡，一邊又續刻石經。首先，自遼聖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開始續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最後部分(即五二一——六○○卷)，於興宗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完工。此後，接著續刻《大寶積經》120卷，於遼道宗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完成。至此，石經山四大部經的鐫刻工作全部結束。其中成績突出者為通理大師。他於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十年(公元1094年)率門人刻經版44帙、4800片。在金代，主持刻經的有見嵩等人。
遼代刻經初期如同唐代，未用千字文編號，直至遼興宗於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刻《大寶積經》時才有變化。即在其卷31、第二石背面、碑額位置中間，首次發現用千字文編號的「鳥」字(可能與遼道宗時開始編《契丹藏》有關)，不過，在這10卷中並非每面均刻「鳥」字。據統計，《大寶積經》卷31—40經文，刻石32片，計64面，刻有「鳥」字編號者僅30面，未及半數；其後之卷41—50，刻石29片，58面，刻千字文編號「官」帙者，只23面。直到重熙十七年(公元1048年)三月，刊刻至卷51時，於第一石背面刻「人」字帙開始，才真正走向正軌，即用千字文編號了。估計當時遼興宗編刊的《契丹藏》已付梓，可以它作為刻經底本的原因。
靜琬始刻經文時，採用什麼底本，已無從查考。但從「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金仙公主為奏聖上，賜大唐新舊譯經4000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為石經本，送經京崇福寺沙門智升」(見石經山王守泰《山頂石浮圖後記》)的記載看，靜琬刻經必是選采官方校正無訛的正本，石經山此後的刻經，亦必是以此為底本無疑。時至遼代前期，《契丹藏》又編就梓行，那麼此後的石經山刻經，必然是以《契丹藏》為底本。為此，石經山刻經對校勘其後所印刷藏經中的誤寫、誤刻、脫落、篡改等錯誤，必然是最佳範本。
遼代刻經用材，比較統一完整，但也有所變化。從道宗清寧五年(公元1059年)始刻的千字文「菜」帙至「可」帙，都是用中型碑版，高約160厘米，寬約65厘米，直到大安時期(公元1085—1094年)山上各洞藏經已滿為止。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通理大師來到雲居寺，在主持刻經的過程中，對經版用料加以改革。大碑改為小碑，將《契丹藏》捲軸式之一紙改為石經版之一面，每面27行，每行17字，經題、卷次、編號、帙字統一規格。這一變革，既便於取材，又易於搬運、校勘。故此，刻經速度加快，只用兩年時間便刻經44帙。這種碑型版式一直沿用到金代。至今用這種小碑拓片與出土的《契丹藏》殘卷相對照，發現兩者的行數、字數、帙字完全相同；故而反過來又證明房山遼金時代刻經，的確是《契丹藏》的復刻本。
總觀房山石經，可歸納為如下三方面特點：
形制方面。隋唐時期(包括遼代初期)所刻石經，一般多為碑式，尺寸較大，正、背兩面連續鐫刻，無統一規格，書者、鐫者、施者之姓名時有時無，無定式。遼金時期，則以小碑經版為主，體有定式，碑寬多在76—80厘米之間，高多在30—40厘米之間，兩面刻字，每面行數、字數都大體相同。經石正面、背面都有經題、頁數和據《千字文》順序編的帙號，各卷首頁均刻有作者名字。每卷經石塊數依次序鐫刻，卷次分明，上下連續，似若木刻經版，有的還在經石的尾部刻上本塊石刻字的數量、鐫者姓名。尤其是雲居寺南塔前壓經塔下地穴中所藏小經石，更具有這種特點。
內容方面。隋唐時刻經1000餘卷，其中以大乘佛教經典為最多，小乘經籍僅有百餘卷，大、小乘律和大、小乘論各數卷，密教經典約有20餘部，多為一卷的小部頭經，有的還是重刻。遼金時期所刻石經，則以遼《契丹藏》為底本，按《千字文》順序編號，重點選刻，共刻了2000餘卷，內容雖仍以大乘佛教經典居多，但密教經典有所增加，達50帙(約500卷)之多，可見這時密教之興盛。
文字方面。晚唐所刻石經頗多簡體字和別體字，如「無」作「無」、「爾」作「尒」、「來」作「來」、「號」作「號」、「輭」作「耎」、「網」作「網」、「圍」作「圍」、「莊」作「庄」、「礙」作「(上旦下寸)」等，有數十字。這和當今所用的簡化漢字或相同或近似，可見漢字簡化早有傳統。
房山雲居寺石經刻制完工後，隋唐時期所有經版，均儲於小西天九洞中，遼金時期則大部分藏於寺中南塔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