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墓誌，就是埋葬在墓室中的一塊石頭。石上鐫刻著死者的生卒年月，埋葬地點與年代，生平事迹，以及頌銘等。頌銘一般都是四言韻語，是對死者的頌詞或悼詞。墓誌內容以頌銘文字為主，所以稱「墓銘」或「墓志銘」。銘文前的散文傳記文字，是這篇銘文的序，所以有些墓志銘的第一行標題往往有「某某人墓志銘並序」字樣。其實，墓誌是總名，包括銘、序兩部分，從資料的價值講，序文比銘文更重要。
墓誌最初為一石，形制多樣，大小、長寬、厚薄、方扁無定製，有的像碑，但尺寸較小，文字較短。大概到南北朝時期，其形制才固定下來。這時的墓誌多為方形，一般由兩石組成，上石為蓋，下石為志，兩者合之，謂之「一合」。志蓋主要是保護志文，只在中間部分刻墓誌名稱，故四周可為裝飾。有的四周斜削成覆斗形，並在上面雕刻花草或者十二生肖圖，有的志蓋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藝術品。志石主要刻寫志文，包括序文和銘文，一般不作裝飾。有些特殊墓誌，則將志和蓋雕成一件藝術品，如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元顯墓誌》，志與蓋為一完整石龜，志蓋為龜甲，中部刻標題。志即為龜之身、首、尾及四爪。1949年後在陝西三原出土的唐貞觀五年(公元631年)《李壽墓誌》也是龜形志。隋《楊君墓誌》，志蓋中間圓雕一龜，兩旁為標題，這也是墓誌中少見的。此外，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出土的《元均之志》為方柱形墓誌，三面刻文，志下有趺(已佚)。這種方柱形志，現知者只此一石。
《李壽墓誌》志文出處同前墓誌這類石刻同碑刻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過程。秦漢時期出土的「刑徒」墓磚，雖質料為磚，但它深埋墓中，刻有姓名、籍貫、卒年、葬地，甚至表明了有無技術和所受刑法等情況，已具有墓誌的基本要素，可視為墓誌萌芽期的代表。東漢和三國兩晉時期，可視為墓誌的形成期。東漢出土的《賈武仲妻馬姜墓誌》、《張盛墓記》等是真正的石刻墓誌文，但這類墓誌不多。三國和兩晉時期，多次頒令禁止立碑，所以這時立豐碑巨碣者很少。人們為利用石碑形式緬懷故人，故將其地面之碑改變形式，縮短文字，藏入墓穴，因而墓誌這類石刻便多起來。由於此時的墓誌處於形成時期，所以形制多樣，規格不一，名稱各異。以稱謂為例，有的稱碑，如《成晃碑》、《管洛碑》、《張朗碑》等；有的稱柩，如《郭氏之柩》、《魏君侯柩》；有的稱墓，如《劉氏之墓》、《和國仁之墓》；有的稱銘，如《美人徐氏之銘》、《王浚夫人華氏之銘》；有的則稱墓版、墓碣等等。南北朝時，碑禁解除，碑刻和墓誌兩類石刻均得到較大發展，墓誌不僅形制開始統一，志蓋已出現，而且多在文中自稱墓志銘。這時代表性的墓誌為《南安王元禎墓誌》，洛陽邙山出土，北魏太和二十八年(公元504年)刻，方形，為墓誌有蓋之始。此外還有《王誦妻元氏墓誌》等。目前發現的北魏墓誌，據不完全統計已有幾百塊。南朝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永陽昭王肖敷墓誌》與《敬太妃墓誌》書有「臣徐勉之奉敕撰」等內容，這是現今已知墓誌上刻寫撰者姓名之始。
隋唐是我國墓誌發展的高潮時期，形制完整，裝飾精細，規格統一，數量巨大，內容豐富。這種墓誌，據目前所知，已近萬件。唐墓誌中最早者為《李夫人月相志》，志無書撰者姓名，系早期體例。墓誌書法主要為楷書，有大名氣的墓誌很少，大概只有《高福志》、《廣平公程伯獻志》、《孫光祚志》等少數幾種稍有名氣。隸書墓誌，亦同樣無多少名家書寫，數量也不多。
墓誌類石刻，唐朝以後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宋代有幾千件，明清時期數量就更大了。墓誌作為一種長埋地宮的文字記錄，涉及面寬，種類多，內容豐富，史料價值高，對研究歷史極有用處。概括說來，其用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利用墓誌材料進行歷史地理研究。如很多學者利用長安京兆和洛陽邙山出土的大量唐墓誌，考證唐代兩京的城坊、鄉里以及京兆社會狀況；利用北京出土的多種唐墓誌，考證唐代幽州的地理沿革和縣鄉的地理等問題。
(二)運用墓誌史料研究歷史人物的家族、世系的有關問題。如可用江蘇南京等地出土的六朝墓誌，考察當時王導、謝鯤等諸大姓世系、家族及兩晉歷史；利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的墓誌，考察張雄家世及高昌國的有關歷史。
(三)通過墓誌材料補證史籍記載之缺，或糾正訛謬。這種事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墓誌材料，數量巨大，內容豐富，下面以時代為序，擇敘一二。《王興之墓誌》，東晉咸康七年(公元341年)刻；《王興之妻宋和之墓誌》(在王興之墓誌背面)，東晉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刻；《王閩之墓誌》，東晉陞平二年(公元358年)刻；《王彬妻夏金虎墓誌》，東晉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刻。以上墓誌均在南京北郊象山出土，其內容反映了王家聚族而葬以及用北方州郡之名在長江南北設置僑郡僑縣(如瑯玡郡臨沂縣)等情況，是研究東晉歷史和王氏世系的重要材料；《高道悅墓誌》，1969年在山東德州城北胡官營出土，刻於北魏神龜二年(公元519年)，未見著錄，可補史缺，書法也有一定藝術價值；《司馬興龍墓誌》，1953年於河北磁縣滏陽村出土。司馬興龍初葬於北魏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改葬於東魏興和三年(公元541年)，志文為晉魏時期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方位的考證提供了線索，書法也是研究隸書到楷書發展演變的實物史料；《裴良墓誌》，1986年山西襄汾縣永固鄉出土。該志特點是：志蓋四周內沿三厘米處有鐵環柱，盝〔lu路〕頂(盒狀)篆文，四周及四個剎面均有不同時期刻的文字。墓主葬於東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在《魏書》、《北史》均有傳。志文楷書45行，每行45字，共計1961字，可補史載之略及訛誤。裴氏為北朝大族，世代為宦，烜赫一時。墓誌的出土為研究北朝史提供了寶貴資料；《茹茹公主閭氏墓誌》，墓主於東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葬，墓誌於1979年河北磁縣大冢營村出土；《堯峻和妻靜湄墓誌》，墓主於北齊天統三年(公元567年)葬；《堯峻妻獨孤氏墓誌》，墓主於北齊武平二年(公元572年)葬。後兩件墓誌均於1975年在河北磁縣申庄出土。三墓誌文除可補史籍之缺以研究有關家族史外，還對我國北方、西部民族柔然、吐谷渾史研究提供了豐富史料。《張靜墓誌》，刻於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1984年於安徽合肥出土。志文為合肥曾稱「合鎮」等史實，提供了佐證，補充了史籍之不足。《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之碑》，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刻，清道光年間(公元1821—1850年)出土於今廣西欽江境內寧贙墓；《刺史寧道務墓志銘》，出土於欽江縣。兩件志文，均詳述墓主生前歷史，為嶺南寧氏家族源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清淇公志》，墓主為平昌(今浙江遂昌)一帶人，隋大業十年(公元614年)，任安陽縣丞。隋義寧元年(公元617年)，封清淇縣開國公，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葬洛州洛陽縣清風鄉。文39行，每行30字，是研究隋史重要史料；《孫健墓誌》，墓主於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卒，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葬清河舊塋；《孫玄則墓誌》，孫玄為孫健子，咸亨元年葬於清河。兩志均於1987年出土於河北清河縣丘家那村。志文為考察唐代清河縣地理有關問題提供了可靠資料。《安元壽墓誌》，墓主於唐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葬，墓誌1972年出土於陝西禮泉縣趙鎮新寨村，昭陵陪葬墓之一。志主兩唐書無傳，可補唐初史籍尤其唐太宗史之缺。《黑齒常之墓誌》，黑齒常，名常之，字恆元，百濟人，封於黑齒。聖歷二年(公元699年)葬洛陽北邙山。志文41行，每行41字。近代學者章炳麟題跋云：「黑齒常之，本百濟人。歸唐，至左武衛將軍。為周興構死，唐書有傳。此志敘事，與史相應。前數歲，洛陽新出泉男生墓誌。逾五六年，而此志繼之。二人皆樂浪名將。地不愛寶，先後獻瑞」；《王之渙墓誌》，王之渙，字季凌，晉陽人，天寶二年(公元743年)葬洛陽北原。宣義郎行河南府永寧縣尉靳能撰。正書，文24行，每行24字。《釣魚台某君墓誌》，墓主於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29年)葬，墓誌於1980年北京海淀區出土；《陰氏墓誌》，墓主於唐大曆二年(公元767年)葬，墓誌1981年出土於北京丰台區大葆台；《王時邕墓誌》，墓主於唐會昌六年(公元846年)葬，墓誌1985年出土於北京丰台區槐樹鄉；《茹弘慶墓誌》，墓主於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葬，墓誌1984年出土於北京海淀區二里溝。這些志文對唐代幽州地區縣鄉沿革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證據；《孫光祚墓誌》，唐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刻，1979年出土於河北省涿縣塔上村。墓主於新、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