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之後繼位的雍正皇帝一改康熙時期的政策，除欽天監留下極少數的傳教士外，其餘的傳教士一律被驅逐到澳門，不準進入內地。 自此，中國閉關自守，開始了長達一百二三十年的鎖國時期，幾乎與外部世界斷絕了聯繫。這個時期正是西方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飛速發展的時期，而中國的知識界卻陷入鑽故紙堆、咀嚼文字、引經據典的狀態，處於極其沉悶的學風之中。到乾隆(公元1736—1795年)、嘉慶(公元1796—1820年)年間，這一學風至盛，故稱之為乾嘉學派。也因此，中國科學技術與世界潮流的距離越拉越大，被遠遠地拋在後面。
乾嘉學派的出現，是當時歷史和政治氛圍的產物。清代雍正乾隆興文字獄，執行寓禁於修的政策，提倡以考據的方法研究學問。於是，一批知識分子閉門鑽研古籍，拋棄了清初「經世致用」的治學方向，開創了考證學之風尚。清政府為控制和籠絡知識分子，亦組織大規模的古籍整理。其中，有康熙年間組織編纂的大型類書和工具書《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等，乾隆期間更開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正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乾嘉學派在當時的文化和學術界佔據絕對的統治地位，並對其後的學術研究和學術思想產生極大的影響。
乾嘉學派的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文字音韻、名物訓詁、歷史地理、天文曆法、金石樂律、校勘輯佚等方面，其採用的治學方法則以考據為主，注重實證。因其推崇漢儒經注，又被稱為漢學或清代古文經學，亦有以其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樸實無華，而名之為樸學的。
乾嘉學派在考證、整理古代典籍的活動中，也涉及到許多有關自然科學的典籍。他們不但校勘、注釋了已有的科技文獻，而且重新輯出或發現不少散佚的科技書籍。這些工作，對於讀通難讀的古籍，訂正古籍流傳中出現的錯訛，都有很大的幫助，而且通過整理使其得到保存和流傳，供後人研究，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但是，這種以考據學為主的學風，雖在註疏之時亦對原有的學識有所發明，而總的來說是從古書到古書，從歷史到歷史，脫離生產實踐，更缺乏科學實驗，違背了科學精神和科學發展規律，因此對科學技術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是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