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他自幼聰敏好學，少年時即「章句、帖括、聲律、書法均臻佳妙」，並有宏大的志向。曾說過：「文宜得氣之先，造理之極，方足炳輝千古。」但他仕途多蹇〔jian簡〕，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20歲時中秀才，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36歲時中舉人，至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43歲時方中進士，開始步入仕途。
在科舉失意期間，徐光啟一面課館教書以謀生，一面刻苦求學。不但涉獵古今，而且接觸傳教士，學習西學。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他在南京接受洗禮，加入天主教。這期間，他的思想亦發生了變化，認識到當時流行的陸王心學無用於世，走上了經世致用的道路。鄒漪《啟禎野乘·徐文定傳》中說，「(他)嘗學聲律，工楷隸，及是悉棄去，(專)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諸策，旁及工藝數學，務可施用於世者。」張溥在為《農政全書》所作的序中亦說：「公初筮〔shi釋〕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群書，要諸體用。詩賦書法，素所善也。既謂雕蟲不足學，悉屏不為。專以神明治歷律兵農，窮天人指趣。」於是，他成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在天文學、曆法、數學、農學以及火炮製造、機械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進入仕途後，徐光啟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檢討、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他充日講官，經筵講官，為天子師，後升任禮部左侍郎、禮部尚書，並於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要，成為明朝廷重臣。其後又加授太子少保、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在公務之餘，他一直堅持科學研究。《農政全書》的編纂，即是他的重大科學活動之一。
徐光啟出身農家，自小對農事就非常關心。他的家鄉地處東南沿海，水災、風災頻繁，使他對救災救荒非常關心，亦注意排灌水利的建設。後來，他又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設置試驗田，親自進行農業技術實驗。因此，他對農事非常熟悉，也非常重視，一生關於農學方面的著述甚多，有《甘薯疏》、《農遺雜疏》、《農書草稿》(又名《北耕錄》)、《種棉花法》等，並與傳教士熊三拔合譯《泰西水法》，而《農政全書》則是其農學方面的代表作。
《農政全書》是徐光啟數十年心血的結晶，也是一部集中國傳統農學之大成的總結性著作，大約完成於1525—1528年間。他生前雖已編成，但未定稿。現傳世的《農政全書》是經後人增刪後出版的，大約刪去原著的30%，新增20%。全書分60卷，計50多萬字，內容包括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業工具、作物和果樹栽培、蠶桑、畜牧養殖、食品加工以及備荒措施等方面。書中引錄了大量前人的著作，引書達200多種，並加了許多評語，以便於參考使用。徐光啟撰寫的內容大約60000多字，雖僅佔全書篇幅的1/8，但都是他親自試驗和觀察所獲得的可靠資料，有較強的科學性。
徐光啟所處的時代是明朝末期，當時明政權已危機重重。作為重臣的徐光啟力圖維護明政權，並為此殫精竭慮，發展農業即是他的一項重要主張。因此，他把「農本」放在書首，把「富國必以本業」作為全書的指導思想。其中，「經史典故」引經據典闡明農業是立國之本，「諸家雜論」引述諸子百家的言論來論證農業的重要，並收馮應京《國朝重農考》，用明朝歷代皇帝的農業政策和措施，告誡當朝皇帝和官吏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業生產者。
同時，徐光啟提出了用墾荒和開發水利的方法發展北方農業生產的主張。對東南(尤其是太湖)地區的水利、淤淀和湖墾，以及在東南種植、推廣棉花生產，他也非常重視。對於備荒和救荒等荒政，他提出「預弭為上，有備為中，賑濟為下」的以預防為主的方針。
在農業技術方面，《農政全書》中有著很多貢獻。徐光啟在書中記述了作物與風土的關係，並強調通過人力，可以使過去認為不適宜種植的作物得到推廣，破除了作物適宜某地種植與否決定於風土的「唯風土論」認識，發展了中國古代農學的風土論思想。對於提高南方旱作技術，推廣甘薯種植，以及蝗災的發生規律和治蝗方法，書中也都進行了介紹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