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我人生中最驕傲的時刻。」彼得·溫西勛爵說道，「我現在終於覺得自己像歇洛克·福爾摩斯了。一個警察局局長、一個巡官、一個警官，還有兩個治安官請求我為他們的理論作出判斷，我的胸膛像球胸鴿回一樣膨起。我可以倚回我的椅子，然後向大家宣布：『先生們，你們都想錯了。』」
「該死，」局長說道，「我們不可能都錯了。」
「你讓我想起了乘務員對乘客說：『你不能吐在這裡。』」溫西說，「而我要說的是，你們都錯了，確實錯了。」
「但是我們的理論包括了所有嫌疑人，」馬克斯韋爾先生說，「聽我說，溫西，你現在該不會說這個案件是格林夫人或者送奶工或者其他什麼我們從來沒聽過的人乾的吧？這可是低級偵探小說最糟糕的傳統。另外，你也說過兇手是個畫家，而且這六個嫌疑人也是你提出來的。你現在要背棄這一觀點嗎？」
「不，」溫西回答，「我才不會做這麼低級的事情。我只是要證明自己的原始理論。你們都錯了，但是有一個人還是比較接近真實情況的——雖然那個人也沒有指出真正的兇手。而且你們沒有真正推論出謀殺的整個過程，儘管有些人猜對了一點皮毛。」
「別賣關子了，溫西。」馬克斯韋爾先生不耐煩地說，「我們對這個案件是很嚴肅的。如果你知道任何我們不知道的信息，那麼你應該讓我們知道。事實上，你一得知這些消息就應該告訴我們，而不是像這樣浪費我們的時間。」
「我確實立刻就讓你們知道了。」溫西回答，「事發當天我就告訴你們了，只不過你們總是忘記它。我也沒有隱瞞任何東西，必須等到所有的嫌疑人都獲得確認之後，才能證明我的理論——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某個事情推翻它。到現在為止，我仍然沒有實踐證明過，但是只要你們願意，我隨時可以證明。」
「快點，快點，」檢察官催促，「請告訴我們你想證明什麼，我們全力為你提供機會證明它。」
「好！太棒了。現在讓我們回到發現屍體的現場。整個問題的關鍵點，達爾齊爾，我曾經向你指出過，就是那個讓我們從一開始就確信這是一場謀殺而不是意外事故的東西。
「你記得我們發現屍體時的情況。它躺在小河中，冰冷僵直，岸邊支著的畫架上有一幅尚未完成的畫，還有一個調色板，一個畫包和一把畫刀。我們檢查了死者的所有東西，而我對你說：『有一個東西丟了，如果我們找不到它，那麼就意味著這是謀殺。』你還記得嗎，達爾齊爾？」
「我記得非常清楚，溫西勛爵。」
「在坎貝爾的畫包里，我們發現了九管顏料——硃紅色、天青色、兩個鉻黃色、濃綠色、深藍色、緋紅色淀、玫瑰紅、檸檬黃——沒有鉛白色。就像我當時解釋的那樣，對一個畫油畫的人來說，沒有鉛白色是絕對不可能完成一幅畫的。它是基礎展色劑，可以與其他不同的顏色調和形成不同的色彩明暗度。即使是像坎貝爾這樣習慣使用純色的人，如果不用鉛白色，就如同你要出去釣鱒魚卻沒有帶魚餌那樣。無論如何，那幅畫本身也可以證明坎貝爾使用過鉛白色——畫中有大片的白雲，潮濕、新鮮，是剛鋪上去的。
「看一眼調色板也可以證實這一點。上面有七種不同的色塊，依次是：純白、深藍、濃綠、朱紅、天青、鉻黃，還有玫瑰紅。
「你也記得我們是如何搜尋那管丟失的顏色的。我們翻遍了坎貝爾所有的口袋，搜索了那裡的每一寸土地，我們扒開了——或者說你們扒開了，因為當時我正像一個智者那樣尋找別的蹤跡——那條討厭的小河裡每一塊石頭，一直到橋邊。我告訴過你們那個顏料有可能是很大管的，但是，當然，它也有可能快要用完了，所以會顯得很輕。如果它在這附近的某個地方，我想我們應該會找到的。」
「是的，」達爾齊爾警官回答，「這個你確實告訴我們了，勛爵。」
「非常好。當然，也有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就是坎貝爾死後，某個人上來拿走了那管顏料，但我們認為這個念頭太異想天開了。為什麼這個人單單只偷這個而不偷別的？而且，屍體當時的情況也暗示著死亡發生的時間要比那幅畫試圖引導我們猜測的死亡時間早很多，這也會讓人產生遐想。另外，醫生，我也相信你的醫術，你推測的死亡時間是非常合理的，儘管鄧肯提出了非常具有獨創性的反面意見。」
「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
「現在的問題是，那管鉛白色去了哪裡？考慮了現場所有的跡象，我得出如下結論：(a)坎貝爾是被謀殺的；(b)是兇手畫了那幅畫，(c)因為某種原因他帶走了鉛白色。
「那麼，他為什麼要帶走鉛白色呢？這是他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因為缺少它，立刻就會引人懷疑。他肯定是誤帶走的，這就意味著他下意識地把它放在某個平時作畫的時候習慣放顏料的地方。他沒有把它放在那些通常該放的地方——地上、盒子里、畫包里或是附在畫架上的盤子里。他肯定把它放在自己身上的某個地方，而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口袋。所以從那時開始，我就覺得我們應該找一個畫家，他有一個很邋遢的習慣，那就是把顏料隨手放在口袋裡。」
「你沒有向我們提過這一點。」達爾齊爾責備地說。
「沒有，因為我害怕——請原諒——如果我這樣說了，你們就有可能去調查這一點。一旦兇手注意到自己這個壞習慣，就會立刻改正，那麼我們的調查就中斷了。另外，有可能很多畫家都有這樣的習慣，或者也有可能，我完全弄錯了——這個線索很微妙，不能大張旗鼓地調查。我想最好是由我在畫室里暗中進行，觀看他們工作，找出他們的工作習慣。很明顯，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比官員更適合完成這項工作。我給了你暗示，達爾齊爾，而你也把它寫進了報告中，任何人都可以像我一樣得出這個結論。為什麼沒有人提出呢？」
「不要管為什麼我們沒有發現，溫西。」馬克斯韋爾先生說，「繼續你的理論。」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為什麼要精心仿製那幅畫？」溫西說，「為什麼一個兇手會在案發現場逗留那麼久作畫呢？很明顯是為了掩飾坎貝爾死亡的真實時間——比方說前一天晚上。這就意味著兇手在那個時間沒有很好的不在場證明。如果他希望大家認為坎貝爾死於周二早上，這就意味著他為那個特殊的早上準備了不在犯罪現場的鐵證。因此我認為我知道了兇手的四個情況：第一，他是個畫家，否則不會畫那幅畫；第二，他習慣將顏料放在口袋裡，第三，在真實死亡的時間他沒有很好的不在場證明；第四，周二早上他有很好的不在場證明。
「接下來就是車上發現的焦油印漬。這說明，那個不在場證明的建立需要自行車的幫助。但是接下來我就沒法深入了，因為我不知道坎貝爾是什麼時候被殺死的，兇手是什麼時候出發去米諾奇的，以及畫那幅畫需要多長時間等等類似的細節。但是我知道坎貝爾這個傢伙是吵架狂，這個區至少有六個畫家叫囂著要掐死他。
「然而這個案件讓我迷惑的是，六個畫家中有五個都消失了。當然，一個區的五個畫家同時消失也不是什麼極其不尋常的事情。在格拉斯哥有展覽，很多畫家，包括弗格森都去了那裡，而且這裡的人們經常會在晚上出去釣魚，還有千百件正當合法的事情他們可以去做。但是沒有這些人，調查就無法進行。當你不知道這個人在哪裡的時候，就不可能坐下來看他作畫。當時唯一能立刻取得聯繫的就是斯特羅恩，當我調查他的時候，他的證據，不管是周一晚上還是周二早上，都不那麼令人滿意，更不要提他的黑眼圈和難看的臉色了。
「這就是當時案件的基本情況。格雷厄姆消失了，法倫消失了；沃特斯消失了，高恩去了倫敦，弗格森去了格拉斯哥，斯特羅恩在家，但是明顯撤了謊。
「可以說，我幾乎首先就排除了斯特羅恩，儘管我想他可能知道某些犯罪事實。我要尋找的兇手，他的不在場證明是非常完美的，而斯特羅恩的則是如此糟糕和笨拙。格雷厄姆、法倫、沃特斯需要等待，他們可能帶著非常完美的證據出現，我還不能確認。我只希望事情能夠更加明顯和直接一些。根據我的理論，目前嫌疑最大的人是弗格森和高恩，因為他們的證據有外人可以證明。如果高恩的證據能夠成立，它就涵蓋了晚上到早晨整個時間段，那麼，符合所有設想的人就是弗格森。他的不在場證明正是我所期望的——它只涵蓋早晨這段時間，而且每個環節都天衣無縫，他有火車站長、公共汽車售票員等人幫他作證，而這些人沒有必要為此撒謊。如果弗格森真的九點零八分從門城乘車前往鄧弗里斯，那麼他沒有時間作這幅畫。
「接下來，其餘的人也逐一出現。格雷厄姆首先出場，而他根本就沒有給出任何解釋。格雷厄姆給了我當頭一棒，因為他不但是六個嫌疑人中最有想像力的人，我甚至懷疑他想到了我所想到的一切。我可以想像格雷厄姆捏造了成百上千個不在場證明，然後他告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