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椅上的玫瑰如鮮血般猩紅。
法官是一位老人，老態龍鍾。他的臉頰清瘦，聲音如鸚鵡一樣乾澀，雙手青筋暴露，身上穿的鮮紅長袍映襯著椅子上猩紅的玫瑰。儘管令人窒息的審判已經持續了三天之久，他卻看不出一絲的疲倦。
法官把自己的記錄整齊地收進一個夾子，轉頭向陪審團說話。他沒有看那個被告，但被告卻一直看著他。被告眉毛濃密、目光獃滯，看起來好像既不害怕，對審判也不抱任何希望。他們都在等待著。
「各位陪審員——」
耐心的老法官似乎要求大家集中注意力同時又好像在估量著大家的智慧。陪審團中有三位有名氣的商人，一個高個子，喜歡爭辯；一個體態臃腫，留著鬍鬚；另一個得了重感冒，無精打采。
此外還有一位似乎非常希望陪審團不要耽誤他的寶貴時間的大公司的首腦；一位很不合時宜地顯得興高采烈的酒店老闆；兩位屬於技工階層的年輕人；一位想必曾經有些地位，文質彬彬卻又其貌不揚的老人；一位留著紅色鬍子、尖下巴的藝術家。陪審團里還有三位女士，一個上了年紀的老處女，一位體態臃腫而又精明的糖果店老闆，一位憂鬱的家庭主婦，好像她的思緒還圍繞著自己被拋棄的家庭。
「各位陪審員——你們已經很專心也很耐心地聽取了這件棘手的案子的情況，現在我要做的工作是將由博學的大律師和辯護律師提供的證據和疑點盡量清楚地進行歸納，以便大家做出裁定。
「但是首先我想對判決本身說幾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英國的法律中有一條重要的原則是被指控者在被證實確實有罪之前，他是無罪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有必要證明他或她是無罪。用句時髦的話來說，法院的責任在於證明他是有罪的，但是如果各位和法院針對每一個『合理的疑問』都無法證明他有罪的話，那麼你們的責任就回到了下一個『無罪』的判決。當然這並不是說本案的被告已經被證明無罪了，簡單地說，只是法院無法證明她有罪。」
塞爾庫姆·哈迪將他憂鬱又柔和的目光從自己的筆記本上抬了起來，很潦草地在一疊紙上寫了兩個字「重判」，然後把紙推到了韋弗斯·牛頓面前，韋弗斯點了點頭。他們像老獵狗善於辨別血跡一樣經驗老到。
法官繼續說著：「你們也許非常想聽我解釋『合理的疑問』究竟是什麼意思。這種疑問就是像大家平日里生活或者生意上普通問題一樣的平常。這是一起謀殺案，在這樣的一起案子里，很自然你想到的不僅僅是謀殺。但事情並不是這樣，『合理的疑問』並不意味著你就可以認為這個案子非常的簡單，可以異想天開地下個結論。『合理的疑問』是指那些像普通買賣或者普通轉移一樣容易被接受的證據。你們不要輕信這個囚犯，當然也不要不經過認真的思考就接受那些證明她有罪的證據。
「就說這麼幾句，希望你們不要因為國家賦予的使命而產生的沉重的責任壓得喘不過氣，現在我將儘力清楚地從頭為大家陳述我所知道的事情經過。
「對於我們來說，這件案子是被告哈麗雅特·文用砷毒殺了菲利普·博伊斯。
「我不主張大家再花更多的時間來研究詹姆斯·盧博克爵士和其他的醫生提供的有關死亡原因的證據。法院稱菲利普·博伊斯死於砷中毒，辯護方也不反對，因此證據顯示死亡原因是砷毒的這個事實你們必須接受。那麼現在留給各位的唯一的問題就是砷是否是那個被告故意用來謀殺而使用的。
「眾所周知，死者菲利普·博伊斯是一個作家，他三十六歲，曾經發表了五本小說和大量的文章。所有他的作品都屬於我們所謂的『前衛』派的文學，其中所主張的思想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不道德的或者是叛逆的，例如無神論、無政府還有所謂的『自由戀愛』。他的個人生活所尊從的也是這樣的思想。
「不管怎樣，1927年的某個時候死者認識了哈麗雅特·文。他們的相識就是在討論『前衛派』文學的圈子裡，不久他們就成了朋友。哈麗雅特·文也是一個職業小說作家，大家還應該知道她是一個『神秘』或者『偵探』小說作者，她的小說描寫了隱蔽的謀殺或者犯罪的方法。
「你們都聽說過現在站在被告席里的被告，你們也聽說了許多人都前來為她的人格作證。她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年輕女子，現年二十九歲，在一個嚴格的宗教家庭中長大；她二十三歲開始獨立生活，依靠自己的勤勞工作養活自己，依靠自己的表現她贏得了很好的信譽，她獨立、守法，過著既不依靠別人也不虧欠別人的生活。
「她非常坦白地告訴我們她是如何地為菲利普·博伊斯痴迷，一度她又是如何地堅持拒絕菲利普·博伊斯要和她住在一起的要求。事實上菲利普·博伊斯沒有任何的理由不與她正式結婚，但是他又很明確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正式的婚姻。西比爾·馬里奧特和伊魯恩德·普賴斯提供證據說菲利普·博伊斯對於婚姻的態度令被告很不高興。你們大家也應該還知道死者是一個讓任何女人都無法拒絕的英俊、迷人的男人。
「事實上，一九二八年三月，像被告自己說的，她終於經不住菲利普·博伊斯的請求，和他在婚姻的約束之外同居在了一起。
「大家肯定毫無疑問地感覺到這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在同情這位年輕女子毫無保障的境遇的同時你也仍然應當察覺到這個女子在道德上不可靠。大家不要因為那些作家所主張的『自由戀愛』的吸引而覺得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庸俗的行為。英庇·比格斯爵士用他卓越的口才為他的當事人辯護，他把哈麗雅特·文的行為染上了濃重的玫瑰的色彩。他稱哈麗雅特·文的行為是一種無私的犧牲，並且以此來提醒你在這種形勢下女人的付出要比男人多得多。我很相信諸位不會過多地在意這樣的陳述，在這種事情上諸位應該很明白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試想如果哈麗雅特·文沒有在她所處的環境的影響中墮落，她就不會『無畏地』背叛社會而和菲利普·博伊斯住在一起。
「但是，諸位請不要過多地將注意力放在這一小的錯誤上，男人和女人不顧道德地同居是一件事，謀殺是另一件事。諸位可能會認為，既然一步走上了歧途那麼下一步就更容易犯錯了，但請不要過多地考慮這一點。你們可以將此考慮在內，但不要因為這個原因對被告有過多的偏見。」
法官停頓了片刻，弗雷迪·阿巴斯諾特用肘撞了一下彼得·溫姆西勛爵，此刻勛爵正在出神。
「天啊！千萬不要！如果一件小事就導致謀殺，那麼我們中的一半將被另一半人殺死。」
「你會屬於哪一半？」勛爵目光冷冷地看著他問道，隨後將目光轉向了被告席。
「被害者，」弗雷迪說，「被害者。我站在守舊的人一邊。」
「菲利普·博伊斯和被告在一起住了近一年，」法官繼續說道，「很多的朋友都證實他們非常恩愛地住在一起。普利斯小姐說，儘管哈麗雅特。文對自己的境遇感到非常的不幸，斷絕了和家人的聯繫，為了避免尷尬她從公司辭職，她依然對自己的愛人非常的忠貞，並且表示有他的陪伴自己感到驕傲和快樂。
「然而，一九二九年二月的一場爭吵後，這對愛人分開了，沒有人否認爭吵的發生。住在他們樓上的戴爾夫婦證實說，他們聽到了高聲的對話和憤怒的爭吵、男人的咒罵和女人的哭泣。第二天哈麗雅特·文就收拾了她所有的東西離開了那裡。此案最有意思，也是我們必須考慮的正是這次爭吵的原因。關於原因，惟一的證據只有被告一個人知道。根據馬里奧特小姐的陳述（此人曾在哈麗雅特·文離開死者後為她提供住處），被告拒絕對爭吵的原因透露任何事情，只是說她很痛苦，因為她被騙了，她永遠都不想再聽到那個人的名字。
「我們可以試想菲利普·博伊斯對哈麗雅特·文不忠誠、不關心或者是始終不肯給她正常人眼中的地位，這些激起了哈麗雅特·文對他的怨恨。但是哈麗雅特·文堅決否認這一點。根據她自己的陳述——關於這一點菲利普。
「博伊斯寫給他父親的信可以證明這一切——菲利普·博伊斯最終答應和她結婚，而這也導致了爭吵。也許諸位覺得這個說法不同凡響，但這確實是被告在法庭上宣誓後提供的證詞。
「你很自然地會想到，求婚會把被告對於菲利普·博伊斯的怨恨一掃而凈。任何人都會說，在這種情況下，被告沒有殺害菲利普·博伊斯的動機，但是恰恰相反他們依然有爭吵的事實。被告自己說儘管她得到了體面的求婚，她卻不是十分想接受。她的辯護律師為她辯護說，求婚把她對於菲利普·博伊斯的怨恨清除得一乾二淨，儘管被告很有理由這樣說，可是她本人沒有這樣說。這些都是英庇爵士說的，並不是被告本人自己這樣說的。被告說菲利普·博伊斯令她感到憤怒，因為他讓她違背自己的意志而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事，他不斷重複著他自己的行為方式，這把她變成了一個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