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 (十二)

鍾書帶了女兒到武昌探親之前,一九五七年的五月間,在北京上大學的外甥女來我家玩,說北大的學生都貼出大字報來了。我們晚上溜出去看大字報,真的滿牆都是。我們讀了很驚訝。「三反」之後,我們直以為人都變了。原來一點沒變,我們倆的思想原來很一般,比大字報上流露的還平和些。我們又驚又喜地一處處看大字報,心上大為舒暢。幾年來的不自在,這回得到了安慰。人還是人。

接下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並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

所內立即號召鳴放。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三反」之後曾批判過俞平伯論《紅樓夢》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肅反,又是反胡風。一個個運動的次序我已記不大清楚。只記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後,提升為一級研究員,鍾書也一起提升為一級。接下來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優待,出行有高級車,醫療有高級醫院;接下來就是大鳴大放。

風和日暖,鳥鳴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們自從看了大字報,已經放心滿意。上面只管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地引誘催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向極端。我對鍾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同聲附和。」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們淪陷上海期間,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正當的,我都做,哪有選擇的自由?有友好的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鬨』。」他們承認我向來不愛「起鬨」,也就不相強。

鍾書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時,已感到將有風暴來臨。果然,不久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批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

運動開始,領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並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鍾書只愁爹爹亂髮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餘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盡量讀我工作範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畫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於一九五八年進城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藉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注》的選目欠佳。鍾書承認自己對選目並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里,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鍾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的《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

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我只是「賢內助」,陪他買書,替他剪貼,聽他和我商榷而已。那麼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

《宋詩選注》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並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並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願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後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鍊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農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鍾書當時還在城裡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鍊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麼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夥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霉白薯粉摻玉米面的窩窩頭。他陰曆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鍾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政治運動隨著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被分配到哪裡去工作呀?她填的志願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周末回家。鍊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後忽然回家,說:「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於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乾般大的卧房裡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裡生疏了;畢業後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消息,說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裡一處處吃。鍾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說:「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說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麼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彷彿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鍾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鍾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里,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麼

上一章目錄+書簽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