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1年(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4月，民族英雄鄭成功率領25000名甲士，分乘200艘戰船在台灣鹿耳門登陸，迅即打敗荷軍，佔領普羅文遮城(今赤嵌樓)。消息傳開，台民歡呼雀躍，爭先恐後迎接來自祖國大陸的正義之師。荷蘭殖民者聞風喪膽，龜縮在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內負隅頑抗。1662年3月20日(清康熙元年二月初一)，久困孤城、外援斷絕的荷軍，在鄭軍強大攻勢的壓力下棄城出降，夾著尾巴灰溜溜地撤離了台灣。台灣重歸祖國懷抱。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改稱台灣為「東都」(其子鄭經繼位後改稱「東寧」)，以赤嵌城為「明京」，設承天府，南路置萬年縣，北路置天興縣，設官置守，另設安撫司以治澎湖，首次在台、澎地區建立起較為完備的政權機構。
鄭氏政權廢除了荷蘭殖民時代的「王田」，建立了「官田」、「私田」、「營盤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封建生產關係在全島範圍內普遍推廣，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並頒布墾田條例，實行「寓兵於農」的屯田政策，令部隊開赴各地，「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江日升：《台灣外紀》卷十一)。台灣荒原，巨蟒出沒，瘴癘流行，草根深達數尺，鄭軍廣大將士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披荊斬棘，流血流汗，同大自然頑強搏鬥，開墾出片片良田。至今，在台灣省彰化縣的秀水鄉有個村莊叫「陝西村」，當地居民200多人都屬陝西籍，據說是300多年前，鄭成功率師東渡光復台灣時，他的部下有個陝西籍的武將名叫馬信，奉命帶領陝西戰士到此地從事屯墾，形成村落，世代繁衍，為表達他們對大陸故鄉的懷念，遂將村名喚做「陝西村」。
為加速寶島的開發，鄭氏政權積極招募大陸沿海人民移居台灣。閩、粵、浙等省數以萬計的貧苦百姓紛紛「附舟師來歸」，加入拓墾大軍，大片荒埔叢莽「漸成聚落」。並派有經驗的漢族老農深入原住民村社，向土著居民傳授牛耕技術，每村發耕牛一頭、鐵犁、耙各一副，幫助他們發展農業生產。在已經開墾的土地上，鼓勵農民興修水利，改進農業耕作方法，發展多種經營，如種麻、植蔗、製糖、養魚、曬鹽、伐木、燒瓦等等。台灣農業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糧食連年豐收，自給有餘，各業興旺。
鄭氏政權還著力發展工商業和對外貿易，「興販洋艘島船，裝載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熕、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等處以富國」(江日升：《台灣外紀》卷十三)。由於鄭氏政權的苦心經營，23年後當清王朝統一台灣時，台灣的開發已具相當規模。據資料顯示：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台灣開墾的土地面積已達18450甲 ，由點及面，遍及台南以北以南。30年間，漢族人口增加到15至20萬，為原有漢族居民的二至三倍，已超過土著居民的人口(約10萬)。那時，台灣西部平原乃至中部半山區，已是「煙火相接，開闢荒土，盡為膏腴。」(查繼佐：《東山國語·台灣後語》)
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進步。1665年(清康熙四年)，嗣王鄭經採納陳永華 的建議，擇地在寧南坊修建明倫堂 。次年春正月，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座孔廟在承天府(今台南市)落成。孔廟的落成，標誌著台灣文化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鄭經任命陳永華為「學院」(相當於教育部長)，葉亨為「國學助教」，全面負責文化教育工作。他們在台南孔廟設「太學」，在全台各地設立學校，聘請許多大陸通儒來台執教，並參照大陸科舉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教育體制，規定：兒童八歲入小學，教以經史文章；每三年舉行一次「州試」(鄭經繼位後改萬年、天興兩縣為州)；州試入選者再經府試、院試，考中者入太學；每三年一大試，擇其成績優異者入朝為官。這是大陸封建教育制度移植台灣的開始。
由此，台灣文風漸開，大批名儒、賢士紛紛自大陸來台。他們不僅致力於教化漢番平民，為普及台灣的文化教育辛勤「拓墾」，而且還結成詩社，吟詩唱和，著書立說，產生了大量的優秀作品，使中原文化開始在台灣放出異彩。當時在台灣文壇上最負盛名的是明朝遺臣沈光文 ，他素有文名，入台後在他周圍聚集了一批名儒，台灣歷史上的第一個文藝團體——「福台新詠」詩社，就是由沈光文倡設的。因他開拓台灣文教有功，被後人尊為台灣「文獻初祖」。
在鄭氏政權的努力經營下，台灣的開發確已粗具規模，為清王朝統一台灣後，台灣經濟文化的飛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