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統治者對植棉業十分重視，除了以政令繼續推廣棉花種植和棉紡織生產外，還定有獎勵辦法。朱元璋立國之初即詔令天下「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勤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綿，使出麻布綿布各一匹」(《明史·食貨志》)。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又頒布實物租稅：「中書省奏，桑麻科征之額，麻畝科八兩，木棉畝四兩。」前項命令，不分地域，要求農民原則上都要種棉納棉，如果自然條件不適於植棉也要納布。迫使不種棉的農民只能買進棉布來完稅。後項命令要求每畝的納稅額，種麻者比種棉者高出一倍。種棉比種麻稅低一半的政策自然引導了更多的農戶種植棉花。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又令各地農民「若有餘力開地植棉，率蠲〔juan捐〕其稅」(《洪武實錄》)。所謂棉田免稅的例子，就是這次開創出來的。一直到清中葉，江蘇太倉的棉田還曾援引賦役全書上棉田免稅的先例，得以蠲緩田賦。這些獎勵植棉的政策，為棉紡織業提供了大量原料，推動了棉紡織生產的發展。
明政府徵收棉花、棉布實物貢賦的地區，據《萬曆會計錄》記載，有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廣、四川、江西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而各府所轄大部分州都繳納棉花或棉布，如西安府所轄36個州縣，征納棉布的有30個；重慶府所轄27個州縣，征納棉花或棉布的有17個。徵收棉布的數量，據《明實錄》載：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6年)每年徵收60萬匹，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增至90萬匹，最高達一百七八十萬匹。短短几十年，徵收量就增加了數倍，說明到明代中葉時棉織業的生產已遍及全國，出現了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所說的棉布「寸土皆有」、「織機，十室必有」的盛況。
明代棉紡織生產最發達的地區在江浙一帶，特別是包括上海、青浦、華亭等縣的松江區域，當時有「織造尚松江，染色尚蕪湖」、「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在嘉善縣)」之說。松江出產的棉織物品種很多，比較著名的有產自三林塘的標布，產自松江西郊的龍墩布，產自邑城的丁娘子布，產自青龍的葯斑布等。銷路最遠最暢的則是三梭布，這種布織造時是仿製織秋羅的織法，在布機上加裝軟綜，每三梭踏起軟綜一次，使經紗糾轉，形成稀路小孔。三梭布由於採用羅組織的結構，特別適於貼身服用，據傳明朝的皇帝都是用松江產的三梭布做內衣內褲。
明代還有不少棉織品是仿照絲織品經過提花加工的。如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明朱恩墓出土的松江布頭巾，上面即隱現著織成的本色花紋。再如故宮博物院藏明代用紅、黃、藍各種色線織成的條花和方格紋花布，配色簡單明快，織法雖不十分複雜，但整齊有規律的幾何形圖案布局，充分表現出民間工藝質樸淳厚的氣息。
清代的棉織業在鴉片戰爭以前，仍然是以傳統的手織生產為主，規模相當大，產量也很高，曾出現多個擁有織機千台、工人數千的大型工廠，所產棉織品除自足外還大量出口。僅19世紀30年代，從廣州出口到歐洲、美洲、日本、東南亞等地的棉布，每年達100萬匹之多。1819年是我國棉布出口量最多的一年，竟達330萬匹。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採購中國棉布時，特別指定要南京附近出產的紫花布，定貨量從最初的二萬匹，迅速增加到20萬匹。所謂「紫花布」具有天然的棕色(非染色所得)，是用開紫花的棉花手工紡紗織制的，並因此棉所開花色而得名。這種布當時在英國風行一時，如今人們在倫敦博物館看到的19世紀30年代英國紳士的時髦服裝，正是中國這種紫花布褲子和紡綢襯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