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鄭樵的《通志》和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三部最早的政書；三書都以貫通古今為主旨，又都以「通」字為書名，故被後人總稱為「三通」。在古代，這三部書是讀書人的必讀書，說是「士不讀三通，是為不通」。三部書中，《通典》和《文獻通考》的體例相同，《通志》雖然稍有不同之處，但其中有「二十略」與前面兩書內容相近，所以，習慣上總是合稱為「三通」。
《通典》200卷，唐杜佑撰，是一部記述古代經濟、政治制度沿革的史書。上起傳說的唐、虞，下迄唐天寶末年；食貨等部分間又述及唐肅宗、代宗、德宗時期的情況。舊目錄學以《通典》列政書之首。
在杜佑之前，劉知幾(《史通》的作者)的兒子劉秩博採經史百家書，取《周禮》六官的法制撰寫了《政典》，35卷，很受當時人稱賞。但是杜佑認為不夠詳備，於是他擴充體例，加入了《開元禮》、《樂書》，成書200卷，自己命名為《通典》。這部在《政典》基礎上充實內容而成的《通典》，是我國現存有關典章制度最早而又有很大價值的綜合性文獻。
杜佑在唐玄宗至憲宗六個朝代，長期作官，出將入相，史載他雖位及將相，但手不釋卷，往往燈下讀書，孜孜不怠。代宗大曆年間(公元766—779年)，杜佑任淮南節度使時，已著手編寫《通典》；過了30多年，至德宗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書方才編成，可見功力之深。
《通典》共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九門；每一門類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門前有總序；後面許多地方有論；發表了不少精闢見解。
《通典》取材廣泛：唐以前主要是把各史的「志」系統起來；魏晉以後的文集和其他資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則取自實錄、國史，及政府檔案等，內容翔實。此書最重要的一點是「通」，是從古到今的「通」。
《通典》的門類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諸志不同；自漢代以來，史家通常以禮、樂、天文之類置於志首，而《通典》則不載天文、五行等與政治、經濟沒有直接關係的事，卻特別把「食貨門」(經濟)列為第一；這是前史從來沒有的。他在書序中提出教化之本，在於足衣食，這是杜佑的樸素唯物主義的看法。可能杜佑是個重視人民經濟生活的官吏，且屢綰國家財賦，體驗到社會經濟對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社會經濟中，又注意到農業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因此，「食貨門」中，先述田制，次談社會組織、賦稅制度、戶口盛衰、貨幣流通和各種雜稅。在「食貨門」12卷中，涉及到了生產和流通的整個過程。杜佑不僅系統記述，而且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是頗有見地的。
另一方面，出身於關中大族的杜佑，受到六朝、隋唐時期重禮的社會風氣熏陶，因而《通典》一書中，「禮典」居其半，為百卷；百卷禮典中，前65卷闡述了歷代有關吉、嘉、賓、軍、凶五禮的情況，後35卷是摘抄《大唐開元禮》而成。從唐代以禮設科取士，可以概見禮為當時之所重。通觀「禮典」，可以了解六朝、隋唐時期的風俗和社會習尚。
《通典》的體例是以事類為中心，分門別類地敘述歷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實發展，以及有關的議論等，其中所記唐事更為詳盡可貴。
《通典》向來被評價較高，《四庫全書提要》說：《通典》「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繁，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注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這個評價是中肯的。
《通典》是我國的第一部政書，是了解唐代天寶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書。它成書在《唐會要》和《舊唐書》之前，講唐代歷史自然是第一等的史料。此外，由於這部書所引用的史書都是卷子本，不少已經散失，所以它又往往為史料輯佚和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貴的來源和依據。如著名學者王國維就曾從中輯出了杜環的《經行記》(原書久佚)，使後人得以知道這位曾經遊歷過西亞、北非的旅行家富於傳奇色彩的經歷。
《通志》，200卷，南宋鄭樵撰；時間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禮、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諸略引而至唐)，是綜合歷史史料而成的通史。
鄭樵是歷史上一位學識淵博的史學家，年輕時於夾漈〔jì際〕山下苦讀30年，一生好學，「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他曾說：「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所以《通志》的全部編著時間，至少是30年，也可說是費了他一生精力才著成的。
鄭樵主張通史，反對斷代。他著作宏富，《通志》一書為其代表作。《通志》的體例與《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錄的內容只是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傳記。《通志》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紀、傳、譜(表)、略(志)俱全的通史；而內容所敘述的歷史時間，卻又不大一致：本紀自三皇五帝到隋，《后妃傳》自漢到隋，列傳自周到隋，這一部分體例一本舊史，只是古今打通，包括各朝而已；實無多少參考價值。
第二部分是「二十略」，52卷，歷史時間是自傳說時代到唐及北宋，這是鄭樵一生精力所在，亦為《通志》的精華。
這裡的「略」，是大綱、概略的意思。它的性質與正史里的「志」類似，專記典章制度的沿革，還包括文化藝術的發展情況。「二十略」包括：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各略。其中的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五個門類是以前正史里所沒有的。如「氏族略」區分姓氏由來得32類；「都邑略」除載帝王都城(止於隋)外，又有四夷都，涉及今少數民族地區部族與中國周圍國家，遠至於大秦、大食、天竺；都有特點及可取之處。又如六書、七音、藝文、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各略，都屬於研究學術和有關文化史方面的材料；其中「藝文略」，區分圖書為12類，156小類，284細目，這種分析綜合的形式是以前所沒有的；「六書略」、「七音略」，能啟示後來研究文字學的門徑；「校讎略」，論整理和著錄圖書的方法，指出不僅要著錄有者，更應著錄無者，以便明其流變；「圖譜略」，指出圖表的重要性，及其與書籍的相互作用；「金石略」，著錄歷代的鐘鼎碑刻，說明直接史料的珍貴；「災祥略」，駁斥五行災異之說，稱之為欺天欺人的妖妄之學等等。說明鄭樵當時能注意到這些方面，且還有不少獨到的見解，這是應予肯定的。「二十略」，內容豐富，發凡起例頗有見地。但門類太廣，一人之力畢竟有限，顯得不夠充實，如「食貨略」，僅有二卷，簡略過甚，而且時間上起自上古，止於隋代(少量門類到唐代)，致使全書顯得有頭無尾，厚古薄今，並不完備。《通志》不如《通典》，還與作者的經歷有關；杜佑長期作官，又留心當時的政治制度及措施，有實際的生活體驗，所以能指陳利弊；而鄭樵畢竟是一位窮儒，原先長住夾漈山中，雖曾遊覽名山大川，訪奇搜古，後又出仕至樞密院編修，但他沒有充分條件來研究典章制度，因而對論說前代典章制度，只是憑其研究心得，未能盡善，是有局限性的。
但正如《四庫提要》所說：此書資料豐富，且多有精闢的議論，雖然有缺點，但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至今資為考鏡，與杜佑、馬端臨書並稱三通，亦有以焉」。
《文獻通考》(以下簡稱《通考》)，348卷，元馬端臨編著，記載上古到宋寧宗時的典章制度。
馬端臨認為歷史有繼承也有發展變化，所以著史應有「會通，因仍之道」。馬端臨的《通考》就是貫徹自己的歷史觀點，繼杜佑的《通典》而作的一部歷史巨著。
馬端臨的父親馬廷鸞在宋末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因和姦相賈似道不合，辭官而去。馬廷鸞是個博學之人，宋理宗時曾任史館校勘、國史院編修官和實錄院檢討官等史官，著作甚豐。馬端臨的史學工作，在資料搜集和對史事的見解上都受馬廷鸞不少影響。這樣一個家庭環境，為馬端臨著《通考》提供了有利條件，《通考》里不少地方引「先公曰」，都是紹述馬廷鸞的意見。
馬端臨在宋朝滅亡時，年23歲，大約在30歲前後開始編寫《通考》，經過20多年，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成書，這時他54歲。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饒州路以《通考》付印時，他還健在，已經是69歲了。此書自序說：「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臣僚奏疏諸儒議論謂之獻」，故名《文獻通考》。
《通考》編纂方法上與《通典》相同，基本上依據《通典》體例；共分24個門類：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