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法是篆刻藝術的基礎，印章文字主要採用篆書，如何使入印文字既符合篆書結構規範，又能夠適應印面的表現形式，使印章文字富有較高的藝術意蘊，是篆法所要研究的課題。
中國漢字的形成，經歷了圖形化、線條化、筆畫化三個發展階段。篆書是最先形成的書體，正處在由圖形化向線條化發展的過渡期，仍保留著圖形化的特點，其點畫、偏旁、部首、轉折、結構造型都有一定的規範法度。掌握篆法就是要熟悉各種篆體的構成規律、造型特徵、體勢風貌。篆書作為通行的文字在秦代就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漢代以後還有相當數量的器物、建築鑄刻篆文，像權量、瓦當、錢幣、碑額等。同是篆書，不同時代的人書寫，就呈現出不同的時代風格，有唐篆、宋篆、元篆之稱。刻篆宜精，識篆宜博。注意積累各種篆體，進而心記手摹，直到使各種篆體形象鮮明地儲存在大腦的記憶庫中，每臨創作，當判定印文內容適合應用的篆體後，便能信手拈來，經營入印。這種學習是開闊知識境界的過程，也是積累藝術功力的過程。它是掌握篆法所必須具備的基礎和學養。
恪守規範，可以說是2000多年印章發展史相沿下來的一條準則。凡是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無不體現這一準則。強調篆法規範，並不排除在治印過程中，對篆文進行藝術處理。如為了布局的需要對筆畫過繁的字作某些省簡，對筆畫少的字進行加重筆畫或重疊偏旁等變化。漢代就注意到入印篆文同書寫的篆體法書是有區別的。「說文篆刻自分馳」，在符合篆書規範的前提下，對某些篆文進行增減筆畫、省略借用偏旁是藝術創作的手段，往往是藝術印章經營布局的匠心所在。這同不講規範，憑藉想像或拼湊偏旁部首，硬造篆字是完全不同的。
在一方印章中，同時雜用不同的篆體，是否符合篆法？對此，篆刻界有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持否定態度，認為雜用篆體容易造成印面零亂，初學者尤不可取。另一種意見以實踐作了回答，浙派印作，不但有不同篆體穿插，還雜用異體字，作為增強作品整體感的處理手段，這是浙派的創作特色。浙派篆刻藝術的盛行，可以說對這一問題作出了經受歷史考驗和社會承認的回答。但是第一種意見也並非沒有道理，藝術創作可以為了取得完滿的藝術效果而不擇手段，正像浙派，雜用篆體而不零亂反而增強了作品的整體感，這是高層面藝術造詣駕馭的結果，對於初學者來說，雖不妨大膽嘗試，但更應把創作重心放在提高篆法修養上來。
書體和書風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提倡謹守篆體規範，同鼓勵適應時代好尚、發揮藝術個性、創立新的篆書風格並不矛盾。只有新的篆體入印，才能形成新的印風。篆刻藝術是一門古老的藝術，為了使這一傳統藝術煥發青春，永葆生命活力，時代呼喚體現新時代精神的篆體出現。這就要求我們遵循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批判地繼承和弘揚祖國篆刻藝術遺產，解放思想，大膽創新。
為了便於大家參考，現將篆書作簡要的介紹。
篆書分大篆、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
甲骨文 又稱龜卜文、貞卜文、甲骨刻文、契文等。商周時代崇信巫術，王室貴族凡舉行祭祀、對外征伐、重大政事或進行田獵、預測氣象、防治疾病等，都要事先舉行占卜儀式，佔後在龜甲、牛胛骨或鹿頭骨上用墨或硃砂寫出卜辭，然後用刃器將卜辭刻出或用漆寫出，也有在刻後塗硃砂的。甲骨卜辭中有許多有關商周時代政治、經濟生活狀況和歷史事件的記載，成為研究商周社會和古代歷史、文化科技的寶貴文獻。同時又是現存的最古老的漢字書跡。
甲骨在1899年以前，被叫作龍骨，河南安陽小屯一帶的村民在地下挖掘後，當作藥材賣給中藥鋪。1899年清代光緒時期的國子監祭酒(當時的國家大學官員)王懿榮無意中看到龍骨上的刻痕，經研究確認為古代的文字。繼而引起文化界的重視，開始搜集收藏，外國人也趁機收購，致使二萬餘片甲骨流散國外。90多年來陸續出土甲骨總數達15萬片以上，統計文字5000餘個，利用形、義、音結合的方法已辨讀出的字有2000多個。著錄、研究甲骨的著作達百餘種，形成了歷史學的重要分支學科——甲骨學。我國從事甲骨學研究的著名學者有王襄、董作賓、陳夢家、唐蘭、張政烺、李學勤、李孝定、嚴一萍、饒宗頤等。
甲骨文在文字學和語言學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地位。甲骨文筆畫平直，相對規範化；結構對稱，重心穩定；構成規律主要有象形、假借、形聲三種，已是較為成熟的文字。具備了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甲骨文的文法也和漢語語法基本一致。甲骨文的組字特點是筆畫繁簡尚無定則，形體不固定，寫法也有反有正，有一字多形、偏旁增省和部位方向也無一定的規律。甲骨文的字形書體風格因時代和書寫人的不同而有變化。甲骨學家根據貞人(書寫卜辭者)等多種斷代依據將商代甲骨文分為五期，現將商周甲骨文各期特點介紹如下：
商代甲骨多發現於河南安陽市，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已知這裡是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商代的王都遺址，盤庚遷殷建立的殷墟。甲骨出土時多大量堆積在一起，只有少數是零星散落在殷墟宮殿遺址上的，可以推斷甲骨是經卜刻之後，有意識地儲存起來的。很可能是商王室當作文獻檔案保存起來的。
盤庚至武丁時期(公元前14世紀)書風雄偉，書寫人為韋、亘、靜、永、賓等；
祖庚至祖甲時期(公元前12世紀)書體嚴謹工整，書寫者有旅、大、行、即等；
廩丁至康丁時期(公元前12世紀中後葉)字體粗率散亂，有錯訛缺筆之作，書寫人有荷、寧、彭、狄等；
武丁至文丁時期(公元前12世紀後葉)體勢峻峭、風格多變，反映出從事書寫的貞人增多，但多不署名；
帝乙至紂時期(公元前11世紀)書風規整端正、法度嚴謹。書寫人有詠、黃、立等。
西周甲骨文在山西洪趙、北京昌平白浮、陝西灃西和岐山、扶風等地發現，總數兩萬餘件，其中有字者不足500件。西周甲骨文的文字結構、卜刻方法及埋藏方式與商代甲骨近似，不同的是用鋒刃的利器刻在龜腹甲上，卜甲多為體積很小的碎塊。卜辭文字短少、字體纖小如粟粒，筆畫細如髮絲。最小的字僅有一毫米長寬，需藉助5倍放大鏡才能見及。陝西鳳雛出土的周原甲骨寫於西周文王至昭王時期(公元前11世紀中葉至公元前10世紀後半葉)，字體雖小而結構嚴謹，工整秀麗。雕刻技藝精湛，顯示出運刀起止提頓自如的意趣。均無貞人署名。西周甲骨文始發現於1954年，對其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在文字考釋及分期方面尚無公認的論述。
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後，對書法篆刻藝術也產生深刻的影響，近現代有不少書法家書寫甲骨文體，較有影響的是羅振玉和丁佛言。不少篆刻家吸取甲骨文入印，或取其筆畫線條勁利峭拔，或揚其結構古樸簡約，形成古拙而又具有新意的印風。
金文又稱鐘鼎文、吉金文。商周至戰國時代奴隸主貴族在祭祀、宴會各種禮儀場合，使用的青銅器皿上鑄刻的銘文。奴隸主貴族利用禮儀體現等級制度，維護統治秩序。禮儀儀式中應用的青銅器成為奴隸主貴族權力與意志的象徵。在製造各種禮器時就以鑄刻銘文的形式，記述製作器皿的原因(紀念某位祖先或重大事件)、時間、地點以及鑄器人的姓名。
青銅銘文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是研究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初期歷史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文獻。同時，青銅器銘文又是當時語言的記錄，保存著豐富的文字學、語言學的資料，深受學術界重視，對青銅銘文的研究已形成獨立的學科——青銅器銘辭學。
商周銘文青銅器計已發現一萬餘件。銘文的體例、內容及字體都因時代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特點。商到春秋時代的銘文均為鑄造的，戰國時代的青銅銘文多為鑿刻在青銅器壁上的。銘文的鑄造方法，據考古學家考證，是先據銘文在器皿上的位置，製作一塊與器形相同的泥片。由善書的書史，用墨或硃砂寫出銘文，再用刀刻出，形成陰文。待刻有銘文的泥片乾燥定型後，貼附在器皿的內范上，印成陽文。等到整個器皿澆鑄完成時，銘文就成了凹於器壁的陰文了。青銅器銘文先書後刻鑄，較多地保留著墨書的書寫痕迹，因此青銅器銘文書體的演變，反映著商周時期書法藝術的演變。
商代早中期(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的青銅器尚未發現銘文。盤庚遷殷以後，出現簡短的銘文，一般在10字以內，有的僅有一二個字，大多是族徽圖像、人名、父祖名，如「婦好」等。商代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最多的有30-40字，表明某因受賞而為父祖輩作器。銘文字體一部分為筆畫露有起止鋒芒，間有肥筆，體勢雄偉；一部分形體細長，筆畫挺拔，無肥筆，不露鋒。以上兩種風格的金文代表作見「司母戊鼎」銘和「戌嗣子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