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的青銅冶鑄業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發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陽北窯發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鑄銅遺址，面積達10餘萬平方米，發現有用塊狀土坯砌成的大型熔銅豎爐，直徑已達1.6—1.7米。還發現有陶質鼓風嘴，可能此時已用皮製的橐〔tuo駝〕進行鼓風。經過對爐壁熔點進行測定分析，爐溫已達1200℃—1250℃。
在青銅冶鑄業進一步提高的基礎上，西周的青銅器，尤其是禮器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首先，由於社會政治的原因，禮器的種類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具體來說，西周初期周王鑒於商人酗酒亡國的教訓，曾嚴厲禁酒。如《尚書·酒誥》所說：「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因此，青銅酒器的種類與數量大大減少，尤其是飲酒器爵、角、斝、觚、觶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為減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後已很少見。此時青銅禮器以鼎最為重要，在西周時期出現了用鼎制度，一般稱為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分等級。列鼎就是奴隸主貴族在祭祀、宴饗、喪葬等禮儀活動中使用的形制和紋飾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遞減或相同的成組的奇數的鼎。據《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漢代人何休註：「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規定，如《儀禮·聘禮》等所記，九鼎的第一個鼎盛牛，稱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為羊、豕、魚、臘(干肉)、腸胃、膚、鮮魚和鮮臘。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鮮魚和鮮臘，亦屬於太牢。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稱為少牢。以下依次為豕、魚、臘、腸胃(或膚)。三鼎所盛為豕、魚、臘或羊、豕、魚，稱為「牲」。據《儀禮·士冠禮》所記，一鼎盛豚，為士一級所用，稱為「特」。並且，根據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奇數的鼎還要用偶數的簋來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這種九、七、五、三、一鼎稱為正鼎，此外又有羞鼎(陪鼎)。羞鼎內盛用牛、羊、豕肉加菜並用芡調和的有滋味的羹。從考古發現來看，西周時期的王陵尚未發現。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陝西扶風法門寺任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小克鼎一套大小七件，克的官職為膳夫，被周王派遣「捨命於成周」，其地位約當周王之卿，正合七鼎之制。陝西寶雞茹家莊M1甲西周穆王時期(弓魚)〔yu魚〕伯後妻(兒)墓出土五件列鼎及四件簋。陝西長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時期長甶〔si思〕墓出土四件圓鼎，為牲三鼎及羞一鼎，同出還有簋二件。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中期五號墓出土銅鼎一件及簋一件。這些都是西周時期出現列鼎制度的證明。這種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禮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此外，在西周中晚期還出現了新的盛黍稷稻梁的青銅食器簠與盨。簠，古代文獻稱為瑚〔hu胡〕。長方體，其特點是蓋與器的形狀和大小基本相同，並且大都有雙耳及矩形足。一直流行到春秋、戰國時期。盨，體為長方形圓角，斂口，鼓腹，雙耳，圈足或四足，有蓋。使用時間不長，春秋初期已較少見。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現了新的水器匜，形狀似觥，橢圓形腹，前有流，後有鋬，下有四足或三足。用來代替盉，盥洗時用來澆水，與盤配合使用。匜一直流行到春秋戰國時期，下有圈足或無足。
在西周時期，青銅樂器有了飛躍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開始出現了鍾(圖13)。這是西周時期青銅冶鑄技術與音樂達到一定水平的產物。鍾是懸掛起來、用木槌(或木棒)敲(或撞)擊的樂器，是中國古代金石之樂的主體。從形制上來說，鐘頂上有圓柱狀的甬的稱為甬鍾，用來側懸；鐘頂有半環形鈕的稱為鈕鍾，用來直懸；鐘頂為扁平獸形鈕、下端為平口的稱為鎛〔bo博〕，亦為直懸。甬鍾各部分皆有專名。甬頂稱為衡，甬中下部外弧有鈕之處稱為旋，鈕稱為斡。鐘體頂部稱為舞，上部謂之鉦〔zheng征〕，下部謂之鼓。鉦部的鐘乳稱為枚，枚端稱為景。鍾乳之間的花紋帶稱為篆。鉦部正中部位亦稱為鉦，經常鑄有銘文。鼓部下端兩角稱為銑，中部稱為於。鼓內部為調音而制出的凹槽稱為隧。單獨一個懸掛使用的鐘稱為特鍾；大小相次、成組懸掛使用的稱為編鐘。例如1954年在陝西長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長甶墓出土了三件一組的編鐘；1960年扶風齊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柞鍾八件一組。一般每個鐘可以發出兩個樂音，鼓部正中發一個音(正鼓音)，側(右)鼓部又發一個音(側鼓音)，大多高於正鼓音二度，即其音程關係以小三度居多。例如柞鍾第三件，正鼓音為角(e)，側鼓音為徵(g)。鍾出現以後，一直盛行到戰國時期，「鐘鳴鼎食」就成為奴隸主貴族奢侈生活的寫照。
西周初期，青銅禮器的形制、紋飾基本上沿襲商代晚期的風格，到了西周中、晚期，發展形成了周人青銅禮器的特有風格。從造型上看，穩重謹嚴。例如鼎多為直耳、深腹、蹄足，簋多為帶蓋、斂口、矮扁腹、圈足下面附有三個短足。紋飾上變化更大，一改商代晚期神秘繁縟的風格，變為素樸粗放；通體裝飾花紋以及主紋突出於地紋之上者已較少見；紋飾的母題不再是神秘的獸面紋與夔紋等，而是由粗寬頻組成的竊曲紋、環帶紋、重環紋與鱗紋等，而且一般沒有地紋。雖然這些紋飾是由神秘的動物紋發展而來，但神秘的意味已大為減弱。這些紋飾一直延續使用到春秋初期，個別更晚。具體來講，竊曲紋，大多由雙線構成S形或C形圖案，中間常有目形紋。環帶紋，中間為波浪起伏的寬頻，上下填以角形或口形紋。重環紋，由一端圓弧的長方形組成兩重或三重的環形圖案，大多左右排列成行。鱗紋，形似魚鱗，大多上下重迭組成圖案。
西周時期青銅禮器的最大變化是銘文有了高度的發展，是中國古代青銅器銘文的鼎盛時期。長篇銘文大量出現，目前已發現的最長的銘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長達499字。究其原因，是因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為了鞏固統治，就必須大造輿論，必須藉助於禮器上的銘文來宣揚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臣下所受到的恩寵與封賞，並傳之久遠，「子子孫孫永寶用」，作為其世官世祿的憑證與護身符。反過來，豐富的青銅器銘文又大大加強了青銅禮器維護禮制、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的作用。
西周青銅器銘文內容十分豐富而廣泛，包括記載重大歷史事件、諸侯分封、賞賜采邑或田地、賞賜民眾或奴隸、買賣人口、土地交易、周王舉行的祭祀典禮或錫命典禮、對臣下的訓誥和頌揚先祖、記載西周的軍制以及對少數民族的征伐、法律判決書、西周時期的商業等等，為研究西周歷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下面分別舉例予以介紹。
第一，記載重大歷史事件者。例如1976年陝西臨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時期的利簋，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腹內底鑄有銘文32字：「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lan蘭〕師，賜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晨，正值歲(木)星當空(當位)，一夜之間，滅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闌(管)地(今鄭州)，賞賜給官員利銅，利因而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寶器。其重要意義在於印證了《尚書·牧誓》、《逸周書·世俘》、《國語·周語下》及《史記·殷本紀》等古代文獻關於武王伐紂在甲子日，又恰逢歲星當空的記載。我國學者進一步結合天文學進行研究，確定了周武王伐紂在公元前1045年，甲子日是3月27日，解決了中國古代歷史紀年上長期未能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又如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時期的何尊，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腹內底鑄有銘文122字。內容是記周成王在成周(今洛陽)京室一次祭典上對宗小子(周王宗室子弟)的訓誥。其中講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薛)民。」即周武王在克商以後，就決定在中土洛陽營建成周，以統治全國。銘文又記載了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了成周，並「遷宅於成周」。銘文所記與《逸周書·度邑篇》等古代文獻記載相合，證實了西周初為鞏固對東方乃至全國的統治而營建成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但對研究洛陽城市的歷史有重要意義，而且對西周歷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義。
再如1976年陝西扶風庄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時的牆盤。高16.2厘米，口徑47.3厘米。腹內底鑄有銘文284字，系統地敘述了西周從文王到恭王諸王的主要政績，為研究西周歷史提供了系統的資料。例如其中談到：「弘魯昭王，廣批楚荊，唯寏〔huan環〕(貫)南行。」可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記「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相互印證。
第二，記載西周初分封諸侯的。西周初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這在青銅器銘文中得到了印證。例如傳1931年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