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休養生息，造成了百年左右的繁榮和安定，農業經濟得以恢複。明代的中、後期，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嘉靖、萬曆年間(公元1522—1619年)，政治腐敗，商品經濟卻更是引人注目地繁榮起來。尤其是蘇、杭一帶，許多傳統的農業村落變成了以工商業為主的市鎮。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迅速壯大。反映他們精神需要的通俗文藝相應地興盛起來。明代的中、後期，文化界出現了思想上的鬆動。形成了以李贄、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馮夢龍等人為代表的個性解放思潮。這一思潮在文學領域的表現之一，就是為提高小說、乃至整個通俗文學的地位大聲疾呼。李贄認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記》，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童心說》)將小說、戲曲與正統文學相提並論。而明末的通俗文藝大家馮夢龍則大膽地提出，通俗小說對人的感化教育作用，超過像《孝經》、《論語》這樣的儒家經典。
白話小說巨大的藝術潛力至明代方才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明代是白話小說空前繁榮、碩果累累的時代。小說不顧上流社會的蔑視和壓迫，在市民階層精神需要的推動之下蓬勃地發展。明代長篇小說的成就令人注目。古代長篇小說的唯一形式是章回小說。它是由宋、元的講史話本發展而來的。講史不可能一次講完，必須連續地講很多次。每講一次，就等於小說的一回。所以長篇小說每一回的結尾常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話頭。小說的中間常有「話說」、「看官」等字樣。這就是它由話本發展而來所留下的痕迹。經過宋、元話本的醞釀、戲曲的滋補，元、明之際產生了一批章回小說，如《三國演義》、《平妖傳》、《水滸傳》等。這些小說都是在世代相傳的說唱過程中不斷地修改、增飾，最後由作家寫定的作品。
宋、元以後，長篇小說一般取材於歷史故事或神話傳說。可是，明代中、後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卻擺脫了這一傳統，另闢蹊徑，以現實社會中的平凡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開「人情小說」之先河，使我國古代小說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明代的白話短篇小說「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是宋、元話本的繼承和發展。明代的話本逐漸向案頭文學發展。市民階層精神生活的需要、印刷業的發達，刺激了文人模擬話本、創作白話短篇小說的興趣。明代中葉以後，這種「擬話本」逐漸興盛起來。它們吸收了宋、元話本注重情節、語言通俗、節奏較快、描摹世態、通過語言行動刻劃人物思想性格的一系列特點，並向描寫細膩、注重人物心理刻畫的方向發展。天啟年間(公元1621—1627年)，馮夢龍編纂了「三言」，其中有宋、元話本，也有明人創作的「擬話本」。崇禎年間(公元1628—1644年)，凌濛初創作了《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兩部擬話本小說集(合稱「二拍」)。明代的白話短篇小說以更為靈便的形式，更加及時地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生活。
明代白話小說的迅猛發展，使我國的古典小說真正擺脫史傳文學的傳統束縛和影響，使小說更加接近生活，接近民眾，從而更加地充滿活力和生機。從整體上看，明代的白話小說一般採用世俗化的題材、寫實的手法、貼近生活的語言。作者的目光由歷史轉向現實的人生，興趣也由功業興衰轉向情慾悲歡，世態描寫的成分加重，敘事藝術的傳統模式開始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