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處士橫議，百家爭鳴。各種政治學術派別，都在加緊地錘鍊自己的思想武器。與此同時，從思維方式上看，類比聯想、類比推理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辯論的需要、說理的需要、類比思維的發展，促進了寓言的繁榮。在《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書里，錄下了很多生動可誦的寓言。西漢劉向編纂的《說苑》、《新序》，晉人託名列禦寇所撰的《列子》一書中，均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寓言故事。《孟子》中的寓言，主要用於對論敵的諷刺，針對性強，和議論的結合非常緊密。《莊子》的寓言，充滿浪漫色彩，富有哲理意味。在詼諧的調侃中體現出一種超脫的人生態度。《韓非子》的寓言，文字犀利，諷刺有力，說理性強。
先秦的寓言，形象生動，構思巧妙，抓住矛盾，予以嘲笑與諷刺。例如《新序》中的《葉公好龍》，在葉公身上概括出一種人物典型，後世便用來比喻表面愛好某物某事而實際並不愛好的現象。《戰國策》中的《南轅北轍》，尖銳地嘲笑了實踐與願望背道而馳的人和事。《孟子》中的《揠苗助長》，本意在於說明浩然之氣的培養必須依靠日積月累的道德修養，但後人從這個寓言中領悟到，做事必須尊重客觀規律，不能光憑主觀熱情盲目蠻幹。《韓非子》中的《守株待兔》，本意在於諷刺「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復古派，但後人從這個守株待兔的宋人身上，卻體味到故事對於死守狹隘經驗、不知變通的人的諷刺。
寓言故事常常是為了說理的需要而虛構的。它可以將人的思想、性格與行為賦予動物。例如《戰國策》中的《狐假虎威》。寓言雖然短小，但它是最早的敘事文學，它在敘事寫人、虛構情節等方面，都已經具備了作為小說的基本要素。寓言對於後世的諷刺小說，有很大的啟迪。寓言是諷刺小說的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