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活字印刷，除沿用泥、木、錫、銅、鉛等活字外，還發明了磁活字。
清代發明的磁活字，就是有名的「泰山磁版」，又稱「真合齋磁版」。它的發明人是曾經做過知縣的山東泰安人徐志定，公元1718年他在泥活字上加上一層磁釉，燒製成了磁活字。1719年印成了當時山東經學家張爾岐著的《周易說略》(圖19)和作者閱讀儒家經典的心得《蒿庵閑話》。由於受到封建社會的束縛，那時沒能大量印刷，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存，印本早已散失。1961年濟南舊書店購到了《蒿庵閑話》。說來十分湊巧，《蒿庵閑話》分一二兩卷，分裝訂成兩冊，第一冊原是1932年山東王獻唐(近代考古學家、版本目錄學家)收藏的，因為缺第二冊，就親自請當時喜愛收藏地方文獻的路大荒協助訪求，事隔一月，就在山東章丘找到了，兩冊在紙色、裝訂等方面完全一樣，這樣，一部散失已久的書居然又很快複合了，這堪稱是藏書史上的一段佳話。真是巧得很，在《蒿庵閑話》發現的同年，在北京也發現了《周易說略》，這兩部珍貴善本幾乎同時回到了國家圖書館。二書的發現，為研究我國印刷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從此，我國有了磁活字印本書籍。磁活字的優點是質地堅硬，不受寒暑濕燥的影響，在活字印刷技術上是一大進步。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鉛印才逐漸在我國盛行起來，西方用字模鑄造的鉛字代替了我國的各類活字，並成為近代印刷的主流。
清代採用泥活字印刷的有兩人。
一是蘇州人李瑤，他於公元1830年在杭州印了經他補輯的《南疆繹史勘本》，這是一部南明(公元1645—1664年)紀傳體史書，書中保存了較多的抗清史料。在該書的封面內有「仿宋膠泥版印法」的篆文。兩年後，他又印了自己的《校補金石例四種》，他在自序中說是用自製的「仿宋膠泥版」印刷的，這都說明是仿照畢昇泥活字的方法印成的。二書北京圖書館均有藏本，看去紙白墨瑩，布字排版都很精新，堪稱是李瑤泥活字印刷的姊妹書。這兩部書的印刷技術，不但是宋代泥活字技術的實踐和繼承，也為後世留下了實物，因而顯得尤為珍貴。
另一位是安徽涇縣西南80里水東村的翟金生。他於公元1844年印成了他的詩集《泥版試印初編》。
翟金生出身於「書香世家」，但他不是舉人進士，也不是達官聞人，而是一個屢試不第的窮秀才。他靠教書為生，能詩善畫，書法也不錯，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的家境雖不富裕，但卻十分熱心印刷事業。他為了解決一般窮苦讀書人借書的困難和想雕刻善本而又沒有力量的苦惱，於是就仿照畢昇遺法製造泥活字。他和他的全家人用了30年的時間，幾乎竭盡了全家資財，耗盡了畢生精力，才製成了10萬多個仿宋體泥活字，分大、中、小、次小、最小五號字體，自稱是「泥聚珍版」，含有聚集珍寶的意思。在他古稀之年時，他和他的兒子、孫子、侄子、內侄、女婿、外孫、學生等人，一齊動手，通力合作，終於試印成功了他的詩集，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書中有他著的「拙著編成賦五言絕句」五首，雖然說不上有什麼動人的生花之筆，但卻道述了自己30年來刻字、排字、寫作、編輯、印刷的艱辛歷程，現抄錄如下：
一生籌活字，半世作雕蟲。不待文成就，先將字備齊。舊吟多散佚，新作少推敲。明知終復瓮，此日且編成。雁陣行行列，蟬聯字字安。
在這之後，他又印了他的朋友黃爵滋的詩集《仙屏書屋詩錄初集》400部。在他82歲時，又叫他的孫子印了《水東翟氏宗譜》。這些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近年都不斷有所發現。印本字畫清晰方正，印工精緻，行列整齊，比之木活字印本毫不遜色，如果不是他自己說明，很難想像是用泥活字印的，它有力地證明了《夢溪筆談》里關於泥活字記載的真實性。過去有些中外學者認為泥活字一碰就碎，不能印書，這一錯誤說法隨著泥活字印本書的發現，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翟金生的泥活字是怎麼製造出來的？近來有了新的說法。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水東地區搜集到若干個胎大於字的泥活字陰刻正字，並且是常用的「也」、「矣」、「其」、「以」等字。泥活字陽刻反字，才能印出墨色正字來，那麼這種陰刻正字又是幹什麼用的呢？經研究認為這是製造陽紋反刻字的母範。原來泥活字的製造方法，或者說常用字的製造方法，並不是直接在泥塊上鐫刻陽紋反字，而是先制出陰紋正刻字的母範，再用火燒一下使之堅硬，而後將稀稠乾濕適度的膠泥填入母範，等字干後，取出來就成了陽紋反字，再稍加修飾，一個字就製成了。這個原理與現在用字模鑄鉛活字就很近似了。假如翟金生的泥活字真的是這樣製成的，那麼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了繼承和發揚。
翟金生這位中國印刷史上唯一的一位兼作家和印工的教書先生，為了「表彰絕業，補綴殘編，莫令古書漫漶」，不顧「家徒壁立室懸罄」的困難，以「採花釀蜜，集腋成裘」的精神，幾十年如一日，埋首制活字，他這種孜孜不倦的創造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以及獻身於印刷事業的崇高理想，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黃爵滋在他著的《仙屏書屋文錄》中稱頌他「君不遠千里以求其材，不惜時日以盡其業，擴宋代寶藏之秘，踵我朝聚珍之傳，此其有裨載籍，將為不朽功臣」。這段話肯定了翟金生在印刷上的功績，表現了黃爵滋對這位老朋友的崇敬。
此外，江蘇的常州、無錫，江西的宜黃也都用泥活字印過書。常州的泥活字印刷，在排版時，是先在字盤內填上一層泥，再把泥活字排上去，等泥把泥活字緊緊固定住了，就可以印刷了，據說印出來的書，質量很好，以致全國各地都來常州印書。
縱觀泥活字自北宋畢昇於公元11世紀40年代發明之後，到19世紀40年代翟金生用泥活字印書，斷斷續續延續了800年之久，在我國印刷史上是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的。
首先，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內務府就已經採用木活字排印硃批諭旨了，其中文用墨印，批用硃印，真是紙質瑩潔，朱墨燦然，看上去賞心悅目。到了乾隆時期，清政府就大規模地使用木活字印書了。原來乾隆皇帝在修大部叢書《四庫全書》時，就下令刻印從明朝《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大批失傳古書，當時在《四庫全書》館任副總裁的原籍朝鮮的金簡，考慮到印如此大量的書籍，如果用雕版刻印，耗費的人力、財力、時間必然很大，因此建議改用木活字印刷。他在1773年給乾隆皇帝的奏摺中說，刻一部司馬遷的《史記》，其工料費大約要用1400多兩銀子；如果用木活字印刷，連工帶料，也不過1400多兩銀子，而且有了這部木活字，什麼書都可以印，既省錢又便當。乾隆皇帝看後，立即批了「甚好，照此辦理」。這樣，就開始在皇宮內的武英殿刻制棗木活字，於第二年就完成了，共刻了253500萬個活字。先後印書134種，共2300多卷，這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書。乾隆皇帝認為活字版的名稱不文雅，就把它改稱「聚珍版」，因此這些活字印本書，就叫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後來，金簡總結了這次印書的經驗，寫成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這本篇幅不長但圖文並茂的書，堪稱印刷技術的專著。全書共7000多字，分16目，從製造木子、刻字到排版、校對、印刷等一套操作技術，都有詳細具體的記載，並一一繪圖說明。從這裡我們知道《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刻印，分工明確，程序嚴密，印刷工藝十分精到周全，比王禎的《木活字印書法》有了改進和發展。例如：首先在製造木活字時，王禎的方法是先在一塊整板上刻字，刻滿了一板後再把字逐個鋸開；而金簡的方法是先製成規格大小劃一的單個木子，而後把每10個木子，放在一個有槽的木床上，上下用活閂塞緊，像雕刻整版一樣刻字。其次，在版面的行線上，王禎的方法是先排好字，再用薄竹片把一行行字隔開來作行線；而金簡的方法是先用梨木版刻好18行格子，中間留有版心(古籍書頁中縫空白處，亦稱「書口」或「版口」)，叫做「套版」，先用套版印好行線，再用有行線的空白頁去印文字，使整行文字整齊地印在行線中間，印出的文字、行線筆直而清晰。第三，在排字時，王禎用的是可以轉動的排字盤，取字時轉動排字盤，以字就人；金簡用的是「字櫃」，字櫃共有12個，按照子、丑、寅、卯等12地支名排列，把全部活字分別裝在12個大字櫃里，每櫃有200個抽屜，每個抽屜分大小八格，每格存放大小木活字各四個，每個抽屜上都標明某部、某字及畫數，取字時按字的偏旁、畫數就知道在何櫃何屜，如果方法熟悉了則舉手可取。揀字由專人負責，排字工人只要喊出他要什麼字，揀字的人就可揀出給他。這個方法是以人就字，據說「檢查便宜，安擺迅速」。這些改進，都說明我國的活字印刷術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到了嘉慶年間(公元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