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題詩是：
1991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泰國時，曾將這部《大藏經》作為國禮送給泰國國王，泰國上下對該書極為尊崇，奉為聖物。可見該書一出版又充當了友好使者，為溝通中泰兩國文化交流，增進中泰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私家刻本中，有許多著述都是由名書法家精寫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寫刻工整，校勘精審，印刷極為精緻。像康熙時的名書法家林吉寫的散文家汪琬(人稱堯峰先生)著的《堯峰文鈔》，陳廷敬著的《午亭文編》，詩人王士禛(號漁洋山人)著的《古夫於亭稿》、《漁洋山人精華錄》被譽為「林氏四寫」，是比較著名的精刻本。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清代書坊，各省都有，刻書最多，發行面廣，對發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績的。
晨雨麥秋潤，午風槐夏涼。
溪南與溪北，笑歌插新秧。
拋擲不停手，左右無亂行。
我教插秧馬，代勞民莫忘。
螳螂雖小物，畫此宜威嚴。
狀其攫物時，望之如虎焉。
雙眸勢欲吞，情形極貪饞。
所以殺伐聲，形諸琴瑟間。
還有一宮廷畫師王原祁，也擅長畫山水，用筆沉著剛勁，筆端如「金剛杵」，設色長於淺絳，重彩作品，青綠朱赭，相映生輝，甚得藝林稱讚。他和冷梅等人繪的慶賀康熙60大壽的《萬壽盛典圖》148幅，如果連成捲軸，可達166尺。這兩套作品都先後由當時最傑出的木刻匠師朱圭刻成，是殿本中的精麗之作。前者刻於1712年，後者刻印於1713年。1714年，康熙時吳熔畫的《白岳凝煙》(圖17)(白岳在今安徽休寧縣)40幅，是由刻工劉功臣刻成，鐫法嚴峻雅潔，堪稱清初「徽派」版畫的上乘。還有乾隆時於1745年刻印的《圓明園四十景詩圖》，繪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園內40處景色的秀麗風光；1765年刻印的乾隆《南巡盛典圖》，記錄了乾隆在公元1751—1765年之間四次巡幸南方的盛況，把沿途幾千里最美麗的景色刻畫了下來，極為精美。
此外，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曾設立鐫刻衙、刷書局，刻印了太平天國首領的許多詔書、文告、文獻和兒童讀物，如《太平詔書》、《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誅妖檄文》、《三字經》、《幼學詩》、《天曆》等，這些書對於揭露清政府的罪惡、鼓舞太平軍士氣、推動革命鬥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設於揚州天寧寺的揚州詩局(官書局)，該詩局是曹寅在江寧織造兼巡視兩淮鹽漕監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經營鹽務餘款創辦的，它是以編校、刊刻內府書籍為主的出版機構。由於經費充足，經管人員認真督科，所刻書籍，無論繕寫、刊刻、印刷、紙張、校勘、裝訂都精益求精，堪為清代刻書的楷模。如所刻《宋金元明四朝詩》、《歷代賦匯》、《歷代詩餘》、《佩文齋書畫譜》等10種書，將近3000卷，皆工楷寫刻，秀麗悅目。校對也很精審，裝訂端莊大雅，其盡善盡美，不亞於武英殿本。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刊行的《全唐詩》，是用開化紙(因產於浙江開化，故名)精印的，刻印最佳，而且字體秀潤，墨色均勻，紙張潔白，又以鵝黃色硬紙裝潢封面，淡黃色絹布裝飾書籤，非常漂亮，被稱為清代版刻的代表。為此康熙皇帝特在一份奏摺上硃批：「刻的書甚好！」
清代的版畫藝術，在清朝前期並不遜於明代，有些作品頗可稱道。像清初畫家蕭雲從(公元1596—1673年)，善畫山水，兼工人物，詩文寫得也不錯。他繪的屈原的《離騷》插圖《離騷圖》，構思深沉，寓意感人，人物面部表情生動，衣服線條流動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圖畫》(圖16)，繪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並附有詩篇和散文，詩全用古人句，畫皆臨古人法，可謂集唐宋元明山水畫之大成，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絕精，極為藝林所重視。這兩套作品皆由當時精於木刻的良匠劉榮、湯義、湯尚等人刻成。前者刻於1645年，後者刊於1648年。另外康熙時著名宮廷畫師焦秉貞，擅長畫人物，亦工山水、花卉、樓台，他吸取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宗教畫中的透視明暗畫法，所繪山水、人物、樓台，自遠而近，自大而小，不爽毫髮，深受康熙帝喜愛。他根據宋代同名繪畫重繪的《御制耕織圖》46幅，每幅畫的右上方有宋畫中原有的題詩，天頭上有康熙的題詩，如在一幅描繪插秧場面的《插秧》圖上，宋畫中原有的題詩是：
千畦水澤正瀰瀰，競插新秧恐後 時。
亞攘 同心欣力作，月明歸去莫嫌遲。
道光以後，由於國勢日衰，民生凋敝，無論版畫藝術和套版印刷都逐漸衰落了，戲曲小說中雖然也附有不少插圖，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稱道的佳作甚少。
鴉片戰爭以後，南方戰火連年，為了補充動亂中損失的書籍，各省設立了官書局，所刻書籍稱「局刻本」。官書局創始於同治(公元1862—1874年)初年，由當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創設於南京，名為金陵書局(後改名江南官書局)。刻本中最著名的是由五局(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書局分刻了《隋書》以上的「十四史」，都是以毛晉的汲古閣本為底本。其他還有「四書」、「五經」、《文選》、《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等。因為都是由有名的學者擔任校勘，所刻之書以校勘精當著稱，以致引起當時的朝中大官紛紛索取。在金陵書局創始之後，各省紛紛仿效，設局刻書。如湖南長沙的思賢書局刻了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的遺書《王船山遺書》，近代文獻學家王先謙(公元1842—1917年)著的《漢書補註》、《後漢書集解》，清末著名學者孫詒讓(公元1848—1908年)著的《墨子》的注釋本《墨子間詁》和《周禮正義》 等，所刻之書，校勘認真，字體雅正，又很適用，甚為暢銷。再如四川成都的存古書局，由成都尊經書院主持，所刻史書及《說文解字注》等，版式寬大，字體方整，行格疏朗，讀之醒目，很受讀者歡迎。但是，各地官書局刻書數量大、質量高的還數浙江書局：首先它重視選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兩漢各家主要著作選輯《二十二子》，就是子書叢書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 和類書《玉海》，錯訛很少，超過殿本；再有它還想法縮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讀者有能力購買，所以在「局刻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欽定」的經史詩文，但也印普通讀物，並且定價低廉。它刻印數量大，流通範圍廣，對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
蘇州有書坊50多家，出版經史、醫書和大量小說戲曲，而刻書最多的是創始於明朝的席家掃葉山房。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刻印史書最多，當時的主人是席世臣(字鄰哉)，他每次得到善本書，都要親自校對，立即刻印，因而很為藏書家所稱許。他刻印的史書有班固等人編修的東漢紀傳體史書《東觀漢記》(因書修於洛陽南宮東觀，故名)，宋朝錢儼著的專記五代時期吳越國史事的編年體雜史《吳越備史》，南宋王稱著的北宋紀傳體史書《東都事略》，還有《貞觀政要》、《五代外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南宋書》、《元史類編》等。後來刻書範圍擴大，於經史子集外，又刻印筆記小說和村塾所用的啟蒙讀物多達幾百種。稍後又在上海、松江、漢口等地設立了分號，業務十分發達，成為清代經營最久影響最大的書坊。
清朝是滿洲貴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東北建州女真的首領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了政權，國號金，歷史上稱為後金。1636年，皇太極稱皇帝，改金為清。1644年明亡，清軍入關，順治皇帝定都北京。
除官刻外，清代私家刻書的，有達官顯宦，為了博得「好學」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書；有著名的文人，為了傳播學術成果，刻印前人的詩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書家和校勘學家，或復刻善本，或輯佚、校勘叢書、逸書。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時安徽歙縣鮑廷博輯刻的《知不足齋叢書》30集，輯錄了漢至清朝的經史考訂、算術、金石、地理、詩文集、書目等著作207種。鮑家富有藏書，而且多世所罕見的珍本名抄，他取「學然後知不足」之意，名其室「知不足齋」。鮑廷博本人曾經因向朝廷獻書而獲得舉人的功名。他還讓他的兒子向乾隆皇帝獻書600多種，成為當時藏書家獻書之冠。他學識廣博，尤精於校勘。他匯刻的叢書，使一些久經湮沒的書得以再傳於世。這時，還有江蘇吳縣黃丕烈輯刻的《士禮居叢書》，選采古書19種，這是一部以版本校對為特色的叢書，也是清代精校精刻的著名叢書之一，甚為藏書家所重視。黃丕烈也是著名的藏書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