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金陵王氏槐蔭堂還刻了圖譜類的書《三才圖會》，這是明代王圻〔qi齊〕和他的兒子王思義彙集諸書圖譜編成的，分天文、地理、人物等14門，是圖譜學的重要著作。他還刻有明代梅膺祚編的字書《字彙》，該書收字33179字，首次將《說文解字》創立的部首加以簡化，並首創同部首的字按筆畫多少順序排列的方法，每字有注音，字義解釋也通俗易懂，其編製體例對後世影響頗大。
明朝是我國歷史上也是當時世界上統一而又富強的大國。明初統治者一開始就採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十分重視圖書的收集和出版，朱元璋曾下令將元代西湖書院所有宋元版片，全部運往南京，存於國子監；朱棣也曾遣使訪購古今圖書，1408年編成的「網羅無遺」的空前大類書《永樂大典》 就是一例。此類書廣收各類圖書自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種之多。同時，明代沒有元代圖書出版逐級審批的手續，允許「書皆可私刻」，只要有錢人人可任意刻印；還有文房業發達，紙墨生產豐富，因此刻書業甚盛。
明代的官刻部門很多。首先有「內府」，即在皇帝宮廷內刻印書籍，主持內府刻書的機構是司禮監，所刻書籍稱做「內府本」。後來司禮監擴大了機構，設立了經廠，經廠如同一個印刷廠，有刻字工、印刷工、折配工、裝訂工等，總人數上千人。經廠所刻書籍稱做「經廠本」。明代內府經廠共刻書約200種左右，這些官刻本，講究精寫精刻，紙墨均用上品，而且版框寬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錢，看起來美觀大方，舒暢悅目，又多加句讀，便於誦讀。單從形式上看，不失為藝術精品。但是，因為主持司禮監和經廠的都是學識不高的太監，故校勘不細，錯誤頗多，學術價值不高。刻印的內容多是作為「標準本」的「四書」、「五經」和明政府的政令政典，如1461年出版的明帝國官方誌書《大明一統志》(圖11)，以及1511年出版的法規彙編《大明會典》等。還刻印了一些宣揚帝王言行著述的《皇明祖訓》、《御制文集》；告誡皇親國戚和群臣的《外戚事鑒》、《歷代臣鑒》；教育皇宮中小太監、宮女的啟蒙讀物，如《百家姓》、《千字文》、《孝經》、《論語》、《孟子》及《女訓》、《女誡》等。但是中央刻書最多的機構，還要數南京、北京兩個國子監了(簡稱南監、北監)。兩監刻印了不下300種經史、地方志、法帖、類書以及醫學、農業、科技書籍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十三經」、「二十一史」，兩監都曾一刻再刻，許多經書、史書之所以能廣泛流傳，兩監之功不可沒。不過北監所刻書籍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比不上南監，而南監刻印的史書，多據宋元舊版湊合而成，到了明中期以後，版片漫漶〔huan患〕不清，國子監就懲罰犯了過錯的學生出資補刻補修，刻得草率不堪，脫頁、缺文、錯字百出，印本墨色濃淡不一，被人稱之為「大花臉本」。北監又往往根據南監本重刻，又不依據其他善本校勘，以致以訛傳訛，謬以襲謬；而且版式凌雜，字體時方時圓，大小不等，印本質量甚差，因而被人譏之為「災本」。這樣的印本，自然不為藏書家所重視，而且引起版本學家的不滿，有人不禁責問道：「吾不知當時祭酒(國子監的主管官)、司業(祭酒的副手)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於此也！」此外，兩京部院(禮部、工部、兵部、都察院、太醫院、欽天監等)，也刻了不少書。禮部編印了有關賜謚的書《大禮集義》；兵部刻印了論述北方邊防並附有地圖說明的《九邊圖說》；太醫院刻印了《銅人針灸圖經》，論述針灸和穴位，並繪出銅人人體上的針灸部位。還用黃銅新鑄了較真人高大的腧〔shu述〕穴銅人，上面刻有全身穴位，作為學針灸者的模型，今存中國歷史博物館；欽天監(掌管天象曆法的官署)壟斷了刻印曆書《大統曆日》的特權，嚴禁民間私印，違者「依律處斬」；北京都察院還刻印了為廣大群眾所喜愛的通俗小說《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和關於弈棋、音樂歌曲的書。
上面所談官刻、家刻之書，雖然不少，但多是經史典籍和名家詩文，而人民大眾所需要的小說、戲曲、識字課本、酬世便覽、百科大全之類的民間讀物卻不多，於是坊刻本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縱觀明代雕版印刷，其地區之廣超過了宋元，它已由內地擴大到東北、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甚至傳到台灣。刻印書籍的總數，可能達幾萬種之多。題材也十分廣泛，這些都為宋元所不及。尤其是版畫藝術到了明代，大放光彩，無論在數量上或技藝上都超過了前朝，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境界。像上述岳家刻的《西廂記》中的插圖，構思精麗動人，雕刻細緻入微，人物眉目傳神，栩栩如生，真是開卷悅目，引人神怡。正像出版者在扉頁上說的：「大字魁本，唱與圖合，使寓於客邸，行於舟中，閒遊坐客，得此一覽，始終歌唱，瞭然爽人心意。」特別需要大書一筆的，是套印技術推陳出新，由元代朱墨兩色發展到了朱墨黛紫黃五色套印。我國彩色套印技術的發展，先是採取一版分色套印，既可套印文字書籍，又可套印彩色版畫。現在所知明代最早的套印本，是公元1602—1607年刻印的《古今女范》(又名《女范編》或《閨範》)，是朱墨套印本，這是由安徽歙縣黃尚文編著、程起龍繪畫、黃應瑞、黃應泰刻版。書中所載列女，從周秦到明代，每人立一傳，繪一圖，共200幅插圖，現代著名作家鄭振鐸稱讚書中的插圖說：「線條細若毛髮，柔如絹絲，是徽派版畫最佳者。」與此同時，1605年又出版了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這是由歙縣制墨家程大約(君房)的滋蘭堂繪圖刻印的，其中有近50幅是用四色、五色套印的，有一幅《天姥對庭圖》，上面有黃色、紅色的鳳凰和綠色的竹子，就是採用一版分色套印的方法。這時，歙縣另一位刻印高手黃一明出版了彩色套印本《風流絕暢圖》，圖中人物的膚色、目光、窗幃、衣鞋都印得生動逼真、清晰流暢，在技術上已比《墨苑》更成熟更優秀了。稍後，浙江湖州(治所在吳興)的閔齊伋、凌瀛初兩家，僱用徽州刻印工人，運用套印技術，刻印了包括先秦諸子、史書、詩文集、戲曲等書130多種，大多數為朱墨兩色，還有三色、四色、五色的，其印本風行全國。他們採用的已是分版分色套印方法了。到了明代末年，又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為多色迭印的餖〔dou豆〕版水印和與拱花技術相結合的印刷方法。餖版的操作方法是：在雕刻之前，先根據彩色畫稿的設色深淺濃淡、陰陽向背的不同，進行分色分版。每色一版，畫面大的要多至幾十塊小版。隨後用透明的雁皮紙蒙上畫稿勾描下來，反貼在木版上，雕成大大小小的印版。然後逐色由淺入深依次套印或迭印，多的要套印六七十次。印出的畫面，不僅色彩艷麗，而且能顯示出色調層次和陰陽向背；印出的花卉鳥蟲，惟妙惟肖，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因為這種印刷方法是用零碎的木版拼湊堆砌，有如餖飣〔ding訂〕 ，所以明代人稱作餖版。只是這種餖版彩印，每次套版時，必須與第一次版完全精密吻合，否則便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致使畫面上各種顏色混淆不清，一塌糊塗。所以套色越多，雕版和印刷就越費事，沒有熟練的高度精密準確的技術，是難以從事這種具有民族藝術特色印法的。
明代私家刻書雖不乏精品，但粗製濫造者也不少，「書帕本」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至於杭州、北京的書坊，數目就少多了。杭州有書坊24家，刻書最多的是胡文煥的文會堂，刻書達450種，其中他自己編寫的書就有二三十種：有《詩韻》、《詞韻》、《琴譜》、《省身格言》、《格致叢書》等，後者收載古人著述300種，多是考證名物的書，取《大學》「格物致知」命名。杭州還有容與堂書坊，刻印了很多戲曲傳奇小說，大都題名「李卓吾評」，如《李卓吾先生評忠義水滸傳》等，刻印都很精美。
毛晉(公元1599—1659年)，江蘇常熟人，喜歡讀書藏書。專門購求宋元刻的珍本書，曾在自己的門口貼了一張廣告：
可見崇化、麻沙兩地刻書業之興旺。總之，建陽書坊之盛與南京不相上下，僅在公元1545年所刻書籍就多達451種，特別是所刻小說、雜書、醫書，超過了南京書坊。不過，建本依然存在著只求數量、不重質量、校勘不精的老毛病，以致引起政府出面干涉，下令「五經」、「四書」這類科舉考試用書，只准依照「欽頒官本」照式翻刻，不準另刻，否則「拿問重罪，追版鏟毀，決不輕貸。」但是瑕不掩瑜，建本對文化的普及是有貢獻的。
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舊抄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建陽書坊(均自稱「書林」)，有堂號姓名可考的約有80多家。許多書坊歷史悠久，刻書很多。這些書坊都能根據讀者的不同要求，編印出各種類型的書：一是詩文集匯注本。即把各家不同的註解，集編在一起，刻成一部書，使讀者使用起來十分方便，不用翻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