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趙匡胤取代後周政權建立宋朝，定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史稱北宋。1127年金滅北宋，趙構重建宋朝，後來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直到1276年，元軍攻佔臨安，南宋滅亡。這一時期在北方，與宋朝並立的少數民族政權有遼、西夏和金。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
宋朝政府比較重視教育。中央有國子學、武學、律學、算學、醫學、畫學等各類學校；地方上有郡學、府學、縣學和書院、家塾、舍館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學生人數就達3100多人；1203年，南宋報考太學的考生就多達37000人，可見宋朝教育是相當發達的。由於教育的發展，需要的書籍量也大為增加，這就推動了印刷業的發展；同時，宋代紙墨的產量與質量都超過了前代，又為印刷業的發展準備了物質基礎；再加上宋朝廷本身又大力獎勵刻書，像毋昭裔的後代毋克勤，就是因為捐獻了《文選》和《初學記》的書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為刻印書籍發了財，據說家累千金。再如南宋學者呂祖謙因進獻了自己編選的北宋時期的詩文總集《宋文鑒》150卷，得到了朝廷賞賜的大量銀兩和絹帛。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發展。
首先，宋代的各級政府都致力於刻書，像中央的國子監，主管國家圖書事業的機構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秘閣、崇文院和秘書省(國家圖書館)等，這些文化機構都出版了大批書籍，特別是國子監刻書最多。當時就有人說：「國子監之印群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監本書都多達110種。其中有儒家經典「十三經」 ，正史「十七史」 ，司馬光主編的被稱為史家絕作、大部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大部類書《太平御覽》 、《冊府元龜》 ，老子《道德經》等書。除了這些正統文獻外，還刻有醫學著作《開寶本草》(因刻於宋太祖開寶年間，故名)，並「廣頒天下，傳而行焉」。尤其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監本《經典釋文》 ，是中國古籍中的稀世之寶，今藏北京圖書館。
其他官府機構刻印的，如公元963年掌管刑獄的大理寺刻印的由竇儀主編的《宋刑統》，這是我國刑事法典的最早印本，也是宋代官方刻書的開始；有天聖(公元1023—1031年)年間崇文院刻印的農書名著《齊民要術》，史稱此書在當時「非朝廷要人不可得」；還有1084年秘書省校刻的包括《周髀〔bi畢〕算經》(圖4)、《九章算術》、《孫子算經》在內的《算經十書》；還有許多有關歷史、哲學、天文曆法、科學技術、詩歌文章、娛樂遊戲以及佛教道教經典等書籍。官刻書籍除頒發各地作為官用外，還允許出售作為政府的一項財政收入。
與此同時，各級地方政府機構也仿照中央辦法紛紛刻書。其中有州(府、軍)、縣官署刻印的，如公元1058—1059年江寧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刻印的《建康實錄》 ；公元1139年紹興府刻印的研究《詩經》的專著《毛詩正義》等。除此之外，當時有些地方官用公款刻書，而後又私運回家鄉出賣，以撈取外快，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臨海縣)知州(州一級地方行政長官)唐仲友就是這樣一個假公濟私的人。也有各路使司機構刻印的，如公元1069年兩浙東路(今浙江東部，治所在今紹興)茶鹽司刻印了我國重要醫書《外台秘要方》 ，今天北京圖書館僅存兩卷；1147年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州市)轉運司重印了最受人歡迎的《太平聖惠方》 等。還有公使庫刻印的。原來宋代地方政府各機關，都設有公使庫，猶如今日的招待所。公使庫有所謂公使錢，除用作免費招待過往官員外，還准許用公使庫錢刻書。有的公使庫下設印書局，專門刻印書籍，所出版的書稱作公使庫本。其中較為有名的，如1133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印了《資治通鑒》；1183年福建泉州公使庫刻印了司馬光的《司馬溫公集》。這些官刻本往往有知名學者校勘，其質量比一般地方刻本要好一些。
此外，地方書院和各類學校也都有刻本，如1265年建寧府建安書院刻印了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可惜今已納入日本靜嘉堂文庫了；再如1175年嚴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府學刻印了南宋史學家袁樞著的我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還有泉州州學刻印了宋代程大昌著的地理書《禹貢論》，該書被今人評為「紙墨精瑩，如初拓《黃庭》，光彩照人，為宋刻書中傑作」。書院和學校一般都有學田，有資金，有人力，校勘精審，刻印精良，它是宋代刻書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總之，宋代從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府機關及文化機構刻書頗多。
那時候，宋朝政府也發行了官報——「邸報」，或稱「朝報」，蘇東坡有詩句可見：「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邸報內容主要是皇帝的詔書、起居言行，政府的法令公報，各級臣僚的奏章，官員的升遷賞罰，中央各機關的工作報告以及邊防駐軍的戰況等。邸報經門下省(掌管國家政令審批的機構)審核後，由各路州郡派駐首都的進奏官，按照規定的日期(如每日、每五日、每10日或一月發報一次)傳發。當時常駐首都的進奏官約有120—150人，他們受上都(即首都)進奏院(地方駐京辦事機構)管轄。邸報上不得傳報有關「機密」的消息，否則「以違制論」。邸報除傳發給各級政府部門外，還允許出賣，當時京都就有賣朝報的人。邸報大部分是抄寫的，只有一小部稿件是「鏤版」印發的，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宋代印刷業發達，邸報當是印刷品。
宋代還出現了非法出版的私人辦的小報，奏官、使臣、政府機關的中下級官員及書坊主人。小報發表的多是政府尚未公開的「朝廷機事」及其他小道新聞，所以小報也稱「新聞」，從此「新聞」一詞開始和報紙聯繫了起來。其材料來源於宮廷內部和朝廷機構內部通報新聞的「內探」和「衙探」。因為小報上多是搶先發表的「新聞」，所以很受社會的歡迎。辦小報者每天出版一張，在社會上出賣，可以「坐獲不貲之利」，很是賺錢。但是小報常常觸犯朝廷的禁令，以至被政府以「撰造浮言」、「亂有傳播」的罪名，嚴厲查禁，儘管如此還是屢禁不絕。小報大部分是手寫的，也有少量為雕版印刷。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小報既是為了賺錢，僱人抄寫豈不得不償失，當為印刷品。可惜無論邸報或小報，今天都已蕩然無存了。
其次，宋代的士大夫私人刻書的也很多。有刻印自己著作的；有刻印祖先遺著的；有刻印其師友著作的；也有刻印家藏善本的；另外還有刻印名家著述的。這些私家刻書在南宋蔚然成風，許多著名版本就是私家刻印的。如福建建溪三峰蔡夢弼，他刻了不少書，流傳到今天的有刻於1171年的《史記集解索隱》。該書的雕印、紙墨，均屬上乘。建安黃善夫在紹熙年間(公元1 190—1194年)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是現存最早的三家合注本 ，後世許多重刊本，都是以黃善夫刊《史記》為底本。他還刻了《漢書》、《東坡先生詩》等，這些書的字體剛勁似柳(唐書法家柳公權)，刀法嚴肅穩重，墨色黑而凝重，看上去莊嚴鄭重，把雕版印刷技術推向了新的水平。他刻的《史記》、《漢書》和這一時期建安劉元起刻的《後漢書》，無論版式、字體、刀法、墨色都極相似，可能同屬一家刻寫工人承辦，由黃劉兩家分別出資。這三本書日本都有藏本，並且非常珍視，被定為日本的「國寶」。福建邵武廖瑩中的「世彩堂」(書樓名)在南宋末年刻印的「『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本比較，百餘人校正而成」。另有《春秋經傳集解》、《論語集解》刻工都很精妙。特別是他刻的唐代著名散文家韓愈的《昌黎先生集》(圖5)和柳宗元的《河東先生集》，其字秀雅似歐(唐代書法家歐陽詢)，刀法、紙墨均極精良，被認為是韓柳文集中的標準印本，藏書家把它視為宋版書的上品。陸遊的兒子陸子遹〔yu域〕於1220年刻印了他父親的《渭南文集》，刻印極精，今北京圖書館有藏本。岳飛的孫子岳珂刻印的「九經」、「三傳」，都由「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他刻印的校勘專著《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更是對於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考異，詳審精確。今北京圖書館還藏有他刻的記述先秦政治制度的書《周禮》一卷。這些私家所刻的書，一般都校勘嚴謹，刻印精美。
再者，就是坊刻。宋代坊刻在刻書業中佔有重要地位，所刻之書稱為「坊刻本」。坊刻就是指一般書商開設的書坊，專門從事刻印書籍，是以營利為目的。有些普通百姓還要靠刻書謀生，所謂「細民亦皆轉相模鋟 〔qin寢〕，以取衣食」。許多城市中書坊林立，書坊擁用自己的寫工、刻工和印工。宋代最有名的書坊要數福建建安余家的「萬卷堂」和「勤有堂」。余家從北宋末年起，世代刻書達600多年之久，刻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