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907—960年，黃河流域先後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與此同時，南方各地與北方山西也先後建立過10個割據政權，歷史上稱為「五代十國」。
五代十國是我國歷史上的動亂時期，但是雕版印刷卻日益擴大起來。
刻書地點以開封、成都、杭州為最有名。
開封為五代梁、晉、漢、周四朝都城，都城內設有國子監，有名的「監本九經」即完成於此。
公元932年，後唐宰相馮道首先倡導刻印儒家經典。據說他看到當時吳、蜀一帶刻印的書籍，雖然種類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曆和一些通俗讀物及佛經等，唯獨沒有儒家經典。於是他上書皇帝，奏請依石經文字刻印「九經」 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後，由當時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國子監(當時的大學)的「博士儒徒」，依照當時最好的官方範本《唐石經》經文，取六朝以來通行的經注本之注，合編成經、注兼有的經本，再經六七個以上專家學者的仔細閱讀精校，然後請書法高手以端楷寫出，再組織工匠雕刻印刷。這樣，從公元932—953年，歷經22年時間才全部完工。同時還刻印了《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輔助著作，共130冊，這是官府大規模刻書的開始。在「九經」刻成後兩年，即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關於解釋經書音義的書《經典釋文》。這次刻印的「九經」，因為是國子監印本，後世稱為「五代監本九經」，從此，版本學上出現了「監本」這個名詞。「監本九經」的問世，使古代經書有了統一的標準本，在當時還允許公開出賣，使「『九經』流布甚廣」，因而對於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當時和後來的宋代對「監本」卻毀譽不一。近代學者王國維(公元1877—1927年)在他著的《五代監本考》一書中，則給予「監本」以比較公允的評價，他說：「自開成石經出，而經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監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雖文字不無差訛，然比之民間俗本，固有優無絀。田敏等校訂之勤，與整齊劃一之功，究未可盡非。」可見「監本九經」的刻印，是有功於歷史的。同時，自此以後，刻書不再是民間書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為歷代政府的出版事業，對後世印刷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政府對印刷業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書也多了起來。私家刻書世稱「家刻本」。蜀國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書業的先進地區，此時更為興盛。因為這裡從唐末到宋初，70多年沒有發生過大的戰亂，因而經濟發達，文化興盛，人們對書籍的需要量越來越大，加上又盛產麻紙，印刷技術又有根底，這就為該地區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時後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書籍的先驅。史書記載毋昭裔年少時，向別人借閱詩文總集《文選》和類書《初學記》的抄本，人家不肯借給他，他十分氣憤地發誓說：「他日得志，願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讀書人。」後來他果然當了宰相，便叫人刻印了這兩部書和白居易編的類書《白氏六帖》，實現了自己的心愿。他還自己出錢興辦學校，刻印「九經」，鐫刻《後蜀石經》十三經(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導下，後蜀文風由此蔚興。毋昭裔對蜀國文化教育的發展確實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書籍，已遍銷海內了。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滅後蜀時，許多在後蜀做官的人都受到了懲罰，並沒收其家產，唯獨對毋家網開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發還給毋家。他的子孫繼續從事刻書事業，成為成都世代相繼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術「不煩染翰(以筆蘸墨)之勞，可遍普天之內，使人皆持誦」的優點，於是就在公元909—913年，自己出錢，在成都僱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學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經廣聖義》30卷，五年中雕成460多塊版，並印刷出來使其廣泛流傳。在成都刻印的還有蜀國和尚曇域。他搜集了他的師父禪月大師貫休的詩作1000首，在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題名《禪月集》。這些都反映了五代時成都印書業的發達，從而為宋代享有盛譽的「蜀本」打下了技術基礎。
吳越國的京城杭州，印刷業也相當發達。單是國王錢弘俶〔chu處〕與和尚延壽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經、佛像、塔圖、咒語，其中印數可考的就達68萬多卷，印數之大是空前的。而且印刷技術也達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紙張潔白，墨色均勻，字體清晰悅目，圖畫也很精美；還有兩萬幅印在素絹上的觀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我國最早的用絲織品印刷的版畫，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術水平之高。可是如此大量的佛教印刷品，今日只剩下幾卷經卷和少量殘損的塔圖了，其中有的還落入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國內除浙江圖書館、浙江博物館、常州博物館各藏一卷外，私人也略有收藏。常州所藏《寶篋印陀羅尼經》卷，保存最為完好，經卷前部刻有「豐財園說法」圖，後部為經文，共269行，每行10字，共計2675字。字體古雅，墨色清晰，圖文並茂，印刷精良。這卷珍貴文物，是清代四大藏書樓之一鐵琴銅劍樓第五代傳人瞿鳳起於1985年捐獻的。
五代時，著名詞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愛好學習，才思敏捷，長於短歌艷曲，尤重聲譽，為此他在自己的家鄉山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給友人，其作品流傳到開封、洛陽一帶。和凝是文學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從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風氣盛行起來。
後晉石敬瑭命道士張薦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經》，就是和凝為該書寫的序文，並冠於卷首，使其頒行天下。
還有南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著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還刻印了南朝陳徐陵編的詩歌總集《玉台新詠》。此外西北的敦煌、東南的福州也都出版過書籍。
敦煌地處偏僻的河西地區，當時駐守敦煌的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於公元10世紀四五十年代，先後請匠人雕印了單張的上圖下文的各種菩薩像、大聖毗沙門天王像(佛教中的護法天神，是四大天王或俗稱四大金剛之一)和《金剛經》、《切韻》、《唐韻》等書。其中毗沙門天王像，結構緊湊，中心突出，刻畫的線條，剛勁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樸而不庸俗，充分表現出這一時期雕版印刷技術的水平。在該像的題記中，刻有「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請匠人雕此印版，唯願國安人泰，社稷恆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的願文。「大慈大悲救苦觀音菩薩像」和《金剛經》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還印有當時刻工雷延美的名字，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記載的刻書工人。這幾種佛像和佛經是迄今傳世的寫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時期的珍貴印刷品。可惜這些印刷品，後來大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盜走了，分別藏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目前國內僅有的五代時期敦煌印刷品，只有「大聖文殊師利(意為吉祥)菩薩像」(圖3)，今藏北京圖書館。這幅單張版畫描繪的是文殊菩薩身騎坐獅，駕雲而行，普渡眾生的故事。菩薩手持如意，穩坐獅背，面目慈祥。背後佛光繚繞。佛像兩旁左題「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右題「普勸志心供養受持」。圖像下是題記，上圖下文，結構嚴謹，筆調簡潔，刀法清晰，是一幅十分古樸的印刷品。
福州地處東南沿海，當時的閩國國王王審知很重視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寫的《人生幾何賦》，曾被書商刻版印賣，因此他寫了「拙賦偏聞鐫印賣」的詩句，可見當時的福州已出現了以刻賣書籍為營生的書坊了。
隨著刻書業的發展，收藏圖書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國家的藏書也多了起來。據記載：後梁節度使趙匡凝「頗好學問，藏書數千卷」。後唐大將王都「好囊圖書」，家中藏書30000卷。後周張昭積書數萬卷，並建有藏書樓。荊南國的學者孫光憲，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家有藏書幾千卷。南唐的三位國君李昪〔bian變〕、李璟、李煜都收買圖書，興辦教育，「宮中圖籍萬卷」。吳越國國君錢鏐〔liu流〕的兒孫都崇信儒學，好藏圖書，「家聚法帖圖書萬餘卷，多異本」。所以史稱「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這個時期有成千上萬卷的藏書出現，在干戈擾攘時期十分難得，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五代十國刻書業的發達。
總之，五代十國的刻書事業在印刷史上佔有承前啟後的地位：第一，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統——官刻、家刻、坊刻開始形成了。第二，刻書地點遍及大江南北，特別是當時那些較為安定的地區。第三，明確了雕印書籍分書寫、雕版兩個工序完成，這就大大提高了印本書籍的質量，因此，一直為以後公私雕印書籍者所遵循。第四，蜀國、吳越的老刻印工的技術和印刷設施，為北宋時成都、杭州印刷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所以五代十國雖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期，但是雕版印刷業卻處在一個繼往開來的地位。遺憾的是五代印本流傳到今天已經很少了，僅有的幾種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