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的發明，可以從古代的石碑和印章說起。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在石頭上刻字。現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國的石鼓。石鼓共有10個，每個各刻四言詩一首，內容是歌頌秦國國君遊獵的情景，故又稱「獵碣」。現存故宮博物院銘刻館。這套石鼓的絕對年代說法不一，一般認為是春秋初年秦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所造。後來，人們把刻上了字的長方形大石塊立在地上，這就有了石碑。最初的石碑，原是統治階級自吹自擂的東西，例如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巡遊各地，就在七處名勝地方刻石立碑，宣揚自己的「功德」。當時的人民也用同樣的方法表示對秦朝的不滿，在大石塊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
漢朝更盛行石刻。從漢武帝起，歷代皇帝大多利用石碑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到了東漢末年，石碑成為重要典籍的標準本。東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皇帝接受著名書法家蔡邕〔yong雍〕的建議，把校正了的七種經典：《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論語》，共20多萬字用隸書刻寫在46塊石碑上，立在洛陽太學門外，作為標準本供大家抄寫和校對，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經》(圖1)(亦稱《漢石經》)，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據說每天有上千人前去抄寫石碑上的經文，或拿了抄本去仔細校對，一時太學門外，車水馬龍，擁擠得水泄不通。為了節省抄寫的煩勞，尤其是避免抄錯抄漏的缺憾，我們的祖先又發明了拓〔ta踏〕碑的方法。最早的拓碑方法，是先在石碑上塗上墨，然後覆上一張紙把字印下來；印出的碑文是黑底白字，但字是反的，讀起來很不方便。後來改變了方法，先把紙浸濕了貼在碑上，用刷子在上面刷幾遍，或者用布包著棉花在上面敲幾遍，使碑文凹陷的筆劃清楚地現在紙面，然後上墨，這樣就拓出了正面的黑底白字，我們稱它為「拓本」，而這種技術則稱「拓石」，今天我們練字用的「碑帖」，大多數還是用這種方法拓印下來的。用石碑來印書，自然比抄書方便得多，但是卻很難普及。平民百姓哪有能力在石碑上雕刻整部的書呢，因此，「拓石」的技術只能給發明印刷術以啟迪，並不能滿足廣大人民對書籍的要求，於是我們的祖先又在尋求新的印書方法了。
大概在四五千年前，生活在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就已經懂得了在陶器上使用壓印的方法了。他們先制出刻著幾何紋、水波紋、弦紋等花紋的陶印模，趁陶器坯尚未乾燥時，就將印模印在器皿上，這就是印紋陶器。可以說它是最原始的印刷。到了戰國時期，印章出現了。最初的印章是銅製的，也有用金或銀制的，秦始皇的印章「傳國之寶」是用白玉雕成的。使用簡牘 的時候，印章的用法和現在不同。那時候封發重要公文和私人信件，要在捆紮簡牘的繩結處塗上粘土，這叫「封泥」，在封泥上再加蓋印章作為封口的印記，這叫做「封」。古時不論公私信件所用木版通常是一尺長，所以叫做尺牘，後人把書信叫做「尺牘」，就是沿用了這個古名稱。印章上的文字都是反字。有的是凹下去的陰文，有的是凸起來的陽文，印出來都成了正字。一般印章上刻字不多。漢代流行佩戴「剛卯」，這是一種用玉或桃木刻成的約三寸長的長形四方體的印，上面有孔，可以穿繩佩戴，四面皆有文字，其內容都是驅疫避鬼的迷信之辭，如刻上「莫我敢當」等字，字數約30多個。到了東晉時期，上山修道的道士身上佩戴一種棗木符印，在二寸見方的木塊上刻著100多個字，據說是用來驅趕猛獸水怪的。那時候，紙的應用相應廣泛了，印章的用法基本上與現在一樣。如果把木刻的符印蘸了顏色，印在紙上，那麼只要蓋印一次，就等於抄寫100多字，真是方便多了。我們的祖先從這裡得到了啟發，想起把成部的書像刻圖章一樣刻在木版上，不是比在石碑上刻書容易得多麼？於是，善於思考、勇於創新的人們就選擇適於雕刻的梨木和棗木，鋸成一塊塊方版，把謄清校定的底稿反著貼在木版上，按著每個字的筆劃雕刻出凸起的陽文。整部的書版雕好後，就可以著手印刷。先用蘸了墨的刷子，在書版上刷一下，讓版上凸出的反字都塗上墨，然後把白紙覆上去，再用乾淨的刷子在紙背上輕輕刷一下，把紙取下來，一頁白紙黑字的書便印成了。就這樣，從石碑、印章、符印逐漸演變，經過無數人的鑽研改進，最後終於發明了雕版印刷術。
雕版印刷術究竟是什麼時候發明的，現在很難考證。長期以來，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說法達幾十種之多。但是多數學者認為創始於唐朝。
目前可見的保存在國內外的唐朝印刷品比較早的有四件。
其一，是1900年在甘肅敦煌發現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剛經》，這是現存有明確年月記載的最早的印刷品。這卷佛經是用雕版印在七張紙上，粘連起來，全卷長16尺，高一尺，卷首印著一幅木刻的佛教畫，上面繪著釋迦牟尼佛坐在蓮花座上，在給孤獨園長老須菩提說法的場面。蓮花座前的小桌上供奉著法器，長老須菩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聆教，神態怡然。座前兩側有兩員護法天神守護佛座，周圍環立著許多貴人、施主和僧眾。他們虔心靜聽，神色肅穆。佛座前有二獅分踞左右，以表示佛為人中之王。上端還有二飛天駕雲旋繞。全圖中心突出，人物錯落有致，栩栩如生，生動傳神，呼之欲出，表現了很高的藝術水平。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jie介〕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字。說明了這件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有個叫王玠的人，為了替他的父母祈福消災而出錢印造的，離現在已經1100多年了，這卷舉世矚目的《金剛經》，不但墨色鮮明，刻鏤精美，而且字體端莊凝重，古樸大方；圖畫和筆法都很純熟，從雕版印刷技術和木刻版畫雕印技巧看，不像是拙稚粗陋的初期作品，而是有了相當高的水平。可見雕版印刷的發明，一定比這卷佛經印成的時間早得多。可惜我國這部珍貴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精美插圖的刻本，連同許多寶貴文物，於1907年已被英國人斯坦因盜走了，現在還存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裡，這是令人切齒痛恨的。
其二，是1944年在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附近一座唐墓中發現的唐代雕印的單頁咒本《陀羅尼經咒》，這是現存國內的比上述《金剛經》可能還早的印刷品。這件《經咒》印本裝在一隻空手鐲中，約一尺見方，是用唐代名繭紙印刷的，上面正中央和四周均刻有小佛像，其餘大部分為古梵文經咒，右邊有一行模糊不清的漢字，可以認出的是「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雕印非常精細，墨色濃淡勻稱，反映出雕版印刷技術已相當成熟。這一單頁咒本，是中文和梵文合刻的最早印本。在這件印刷品上沒有具體的印刷日期，但從雕版及其所刻的漢字來看，字體秀勁圓活，具有唐人書法的風格；成都開始設府是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的事，以此可以推斷印本當在這年之後，而墓葬年代約在9世紀後半期，從而推斷這件印本的印刷時間應在公元757—900年之間。印本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
其三，是1966年在朝鮮半島東南部慶州佛國寺的一座石塔中發現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這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慶州是古代新羅王國的都城，佛國寺和石塔建成於公元751年。這卷木版印刷經卷，長約20尺，高約21/4寸，是用12塊木雕版印在楮〔chu礎〕紙上粘連而成，放在塔內一個舍利瓶上的綢袋中。經卷上沒有註明年份，但是經文中出現了幾個武則天在位時期(公元684—704年)創造的新字，如證字寫作，地字寫作埊，初字寫成，授字寫成；同時經文是由中亞細亞古國吐火羅的一個名叫彌陀山的僧侶，在公元680—704年寓居唐都長安時由梵文譯出；而佛國寺石塔又完工於751年，因而朝鮮學者考證，它是公元704—751年間刊印的，並且以武則天新字在新羅和日本很流行為理由，推斷它是新羅自己雕印的。但是多數中外學者認為，這卷經文是704年由彌陀山譯出後在中國印成的，很可能是在佛國寺建成時帶往朝鮮作為賀禮的。
其四，是作為《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印於中國的旁證物，目前保存在日本的一卷《妙法蓮華經》里，它是在我國新疆吐魯番發現的，是印在黃麻紙上，經文中也使用了武則天的新字，因此二者很可能是同一時期的遺物。以此，我們說《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是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羅的印本，恐怕更接近於歷史事實。這個印本字似歐(陽詢)體，結構勻稱，線條優美，刻印極工，它也有力地證明了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時間，還要在這卷佛經問世之前。
除了上述四件可見的印刷品之外，在唐朝文獻中提到印刷的還有好幾處。
《舊唐書·文宗紀》里說：「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版。」原來在古代頒布曆書是皇帝的特權，當時四川、江蘇、安徽等地，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