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興起之際，也正是日本大正民主運動高漲之時。在這個時期，中日兩國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響，兩國民主進步勢力相互支持聲援，兩國青年學生也曾互相訪問暢談。中國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和日本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指導者、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是五四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倡導者。
李大釗(公元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樂亭人。自幼勤奮好學，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當時該校聘請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10餘位日本教師任教。儘管吉野作造在該校教課只有一年多時間，然而李大釗一直十分珍惜這段師生情誼。據吉野在東京大學教過的學生伊藤武雄回憶：1921年秋，當他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拜訪李大釗時，李大釗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吉野先生身體健康嗎？我是先生在天津教過的學生。」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期間，李大釗曾在自己主編的《言治》月刊上撰文介紹明末遺民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讚揚朱舜水的愛國精神和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
1913年冬天，李大釗得到友人的幫助，東渡日本留學，次年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習。通過課堂聽課和廣泛閱讀各種社會科學書籍報刊，尤其是受到吉野作造、幸德秋水、安部磯雄、河上肇等人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對他成為激進民主主義者以及後來向共產主義者轉變有很大影響。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期間，積极參加留日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1915年留日學生集會反對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和袁世凱的獨裁賣國，會上成立留日學生總會，並推舉李大釗起草通電《警告全國父老書》。1916年5月，他毅然棄學歸國，投身國內革命鬥爭。1918年1月，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後兼任政治學系、史學系教授。
吉野作造(公元1878—1933年)，日本宮城縣人。1904年畢業於東京大學，1907—1909年應聘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任教，廣泛接觸了中國的社會和文化。1910至1913年又赴歐美留學，回國後任東京大學教授，宣揚民本主義思想，並成為以反對軍閥專制、擁護憲政為中心的大正民主運動的重要理論指導者。
1918年12月，李大釗與陳獨秀在北京創辦了五四時期最有影響的進步刊物之一《每周評論》。同月，吉野作造在東京發起成立了大正民主運動的重要進步團體黎明會。《每周評論》一創刊，李大釗就寄給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會，並刊登了吉野從東京寄來的希望互相「遙為聲援」的信。《每周評論》第7號上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詳細介紹了吉野作造與浪人會辯論，並組織黎明會的經過。第9號上刊載李大釗撰寫的宣傳和聲援黎明會的文章《祝黎明會》。12號上又發表了他的《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肯定黎明會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黎明會的刊物《解放》於1919年5月創刊，吉野立即寄給李大釗，10天以後，《每周評論》23號上就全文譯載了《解放》創刊號宣言。黎明會的講演集出版後，吉野也很快寄贈李大釗。對於黎明會內部的錯誤傾向，特別是某些人對侵略主義的妥協附和，李大釗也在《忠告黎明會》一文中提出了誠懇尖銳的批評。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和大多數日本報刊輿論對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大肆誣衊咒罵。而吉野作造等日本進步人士，卻敢於挺身而出，堅持正義，公開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消息傳到日本之後，吉野作造立即給北京大學某君寫了一封聲援的信，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釗。信中寫道：侵略主義的日本不但為貴國青年所反對，也是我們所反對的。「侵略的日本，行將瓦解，未來和平人道的日本，必可與貴國青年提攜」。這封信曾被中國全國學生聯合會在致日本黎明會的信中所引用，並讚揚吉野的信使「我國人士實不勝其感佩之情」，也是中國人民心坎中要講的話。
五四運動期間，吉野作造還在日本《中央公論》、《新人》、《解放》、《東方時論》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政論文章，表達了他對中國五四運動的熱情聲援和卓越見識。如在《中央公論》1919年6月號上刊登的《勿要謾罵北京學生團的行動》，有力地駁斥了日本某些報刊對北京學生運動的種種責難。在《新人》6月號上發表的《關於北京大學學生風潮事件》一文中還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聯繫起來，歡呼「這是中國民眾舉國向開明目標前進的開端」。還明確指出支持中國賣國賊的日本軍閥官僚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在《中央公論》7月號和《東方時論》7月號的文章中，吉野嚴厲批判了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侵華政策，闡述日中兩國人民只有在反對兩國官僚軍閥的鬥爭中才能實現真正親善的思想。吉野作造的許多觀點是和李大釗的思想一致的。在互相聲援中也更加深了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
在五四運動期間，為了促進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吉野作造和李大釗一起倡導和組織了以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為中心的中日教授、學生的互訪活動。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在黎明會講演會上，首先建議邀請北京的教授一名，學生二三名來日本東京進行懇談。並把此意寫信告訴李大釗，不久就收到李大釗的回信，積極響應吉野的建議並熱情邀請他訪華。吉野作造認為日中青年交流的計畫，不僅是我們少數同志的事，希望今後能成為廣大國民的工作。然而由於日本政府的阻撓，吉野作造和東京大學教授學生代表團訪問中國的計畫未能實現。1919年秋天，吉野的學生，宮崎滔天的兒子、東京大學新人會的發起人之一宮崎龍介訪問中國，到過北京和上海。在北京時曾與李大釗、陳獨秀及其他進步人士會面交流。當時李大釗寫給宮崎龍介的兩封親筆信和一封給吉野作造的信，至今還珍藏在宮崎家中。
由吉野作造倡議、李大釗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學教授、學生對日本的訪問，終於在1920年5月實現。赴日的是北大教授高一涵和學生黃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彥之、孟壽潛。他們基本上都是李大釗指導和支持的北京大學學生進步團體如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和新潮社的積極分子。李大釗還為他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宮崎龍介。北京大學師生訪日團抵日後，與當時日本大正民主運動中的許多進步團體、學生組織、著名的學者、作家、記者、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活動家廣泛接觸與交流。他們在東京曾出席中國留日學生舉行的五七國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最後通牒日期)紀念會、東京大學新人會晚餐會、東京大學辯論部和十七日會的演講會，早稻田大學建設者同盟的演說會。在京都，與同志社大學師生舉行了懇談會，還出席了京都民本主義團體六日俱樂部主辦的歡迎懇親會，有京都各學生團體和工人團體的代表參加，會場上掌聲雷動，互相握手，氣氛熱烈融洽。北京大學師生訪日團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他們在所到之處宣傳中國五四運動的真相和反對帝國主義與本國軍閥官僚的思想，表達了加強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願望，贏得日本進步人士和廣大日本青年學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時也親身耳聞目睹了日本民主運動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促進了中日兩國進步思想的交流和溝通，增強了兩國人民的友誼。北大訪日團回國以後，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論》1920年6月號上發表了《日中學生提攜運動》一文，對這次交流活動的意義給予很高評價，指出：「現在日本和中國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閡，青年學生之間思想的溝通很有必要，是兩國民族真正的親善。」
五四時期及以後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說明，儘管19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者把中國作為侵略的主要對象，發動了一次次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和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通過兩國人民長期艱苦的努力，1972年終於實現了中日邦交的恢複，1978年又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為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開闢了廣闊的前景。中日文化交流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