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千年是亞東，平權從此唱歐風。
只教點點文章血，流作櫻花一片紅。
同盟會另一位領導人宋教仁也是宮崎滔天的好友，經常來往。1906年10月，宋教仁患頭痛病，住院也不見好轉，滔天便主動提出接他到自己家中休養。宋教仁受到滔天一家的殷勤招待、照顧，逐漸恢複健康。養病期間，他們還在一起修訂《孫逸仙傳》。
《革命評論》受到中日兩國革命志士和進步人士的歡迎和讚揚。在「飛雁紛紛」專欄里刊登了許多熱情洋溢的來信。如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來信稱，讀完該刊「痛快無比」。《民報》、《萬朝報》、《新世紀》等中日報刊也來函祝賀。一些同盟會員和留日學生寫信或作詩表達其感情。一封來信說拜讀貴報「不禁無限熱血奮起，三呼萬歲」。同盟會員陳家鼎寫了《讀革命評論有感》詩12首，其中一首寫道：
1905年8月20日，宮崎滔天參加了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大會，並被破例吸收為同盟會會員，他還把自己在東京半多摩郡的住宅提供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行所所址，並在門口掛上民報社的招牌。1906年9月，宮崎滔天邀集萱野長知等日本同志，創辦日文半月刊《革命評論》，與《民報》相呼應，向日本人民宣傳中國革命。《革命評論》從1906年9月創刊到1907年3月停刊，共出了10期。該刊辟有中國革命大勢、東亞記事、志士風骨、革命風流等專欄。滔天在《革命評論》上發表了大量文章，謳歌與聲援中國革命。他在《中國留學生論》一文中指出：「中國已經覺醒，中國留學生是新中國的建設者。」中國留日學生「已懷激烈的革命思想，他們的兩大主義是建設共和與平均土地，實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他還撰文揭露批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立憲騙局。
位於東京豐島區西池袋的宮崎滔天故居里，至今還懸掛著孫中山書贈滔天的橫幅「推心置腹」，黃興為滔天夫婦所題橫匾「儒俠者流」。在故居中還保存著宮崎滔天與孫中山、黃興以及其他中國革命黨人之間的大批信件、筆談、題字手跡與照片等珍貴文物，是研究近代中日關係與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宮崎滔天等日本朋友與中國革命者之間的真誠友誼，將永遠銘記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心中。
《革命評論》社與《民報》社之間有著深厚友誼，《革命評論》刊頭就是由《民報》主編章太炎親筆所題。《民報》與《革命評論》還經常互相刊登大幅廣告。《革命評論》創刊號上登載了《民報》的六大主義，並向日本人推薦，「欲知中國之新思想，中國民間之實際乃至革命黨人之精神意志，不可不讀《民報》也」。從《革命評論》刊登的「編輯日誌」中還可以看到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會領導人與《革命評論》社同人互相來往拜訪、宴請歡聚的熱烈情景。1906年12月2日，《民報》社在東京錦輝館舉行創刊一周年慶祝大會，《革命評論》社全體成員都到會祝賀。會上黃興請宮崎滔天講話，並介紹說：「君贊助我國革命事業，備嘗艱難險阻，百折猶不撓其志」。全場歡呼聲雷動。滔天也當場慷慨陳詞，願以犧牲生命贊助中國革命。會場氣氛極其熱烈動人。《民報》和《革命評論》都對這次盛會作了詳細報道。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借違反報刊條例為名，禁止《民報》第24號發行，並以不申報發行所地址變更為由，對《民報》主編章太炎提出起訴。宮崎滔天聞訊，立即為之奔走聲援，並請日本律師花井、後藤等出庭辯護，還親自把有關資料譯成日文，供辯護律師參考。同年，留日學生編輯的革命刊物《雲南》雜誌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滔天又多方活動，終於幫助《雲南》重新復刊。
20世紀初，日本成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活動的重要基地。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以留日學生為骨幹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並創辦了機關刊物《民報》。中國革命派的活動得到不少日本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宮崎滔天就是支持中國革命最真誠的日本友人。他不僅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中國革命者有著深厚情誼，而且創辦《革命評論》，與《民報》密切配合，並肩戰鬥，表現了中日兩國人民的革命友誼，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讚頌的佳話。
宮崎滔天不僅與孫中山而且和黃興、宋教仁等其他中國革命派領導人之間也有著親密的友誼。1905年，滔天陪剛到日本的孫中山去找黃興，一起在鳳樂園餐館吃飯，促成孫黃的聯合和同盟會的籌組。1907年和1910年黃興兩次回國進行革命活動之時，都把長子黃一歐寄托在滔天家。滔天待黃一歐就像對自己的親子侄一樣。1908年黃興父子為躲避高利貸者之逼，也一度匿居東京小石川區宮崎家中。滔天雖然自己生活亦相當困難，仍竭力招待他們。1910年，黃興自日本赴香港主持策劃廣州新軍起義，滔天也趕到香港，與黃興暢談革命的形勢。回國後在日本報刊上發表文章，熱情宣揚黃興等中國革命黨人的活動。1911年武昌起義後，滔天在上海遇到黃興，讚譽黃興為革命操勞，「晚間三時才睡，清早六時就起床，而不感覺疲勞，真是精力絕倫」。1913年，黃興因「二次革命」失敗，被袁世凱通緝，再度流亡日本。當他得知宮崎滔天生活困難，慨然贈款幫助滔天營造新居，並為之題名「韜園」。1916年黃興在上海病重，滔天又趕到上海探望，至今滔天故居還保存著黃興病危時其子黃一歐寫給他的短箋：「家嚴病危急萬分，請宮崎先生偕佐佐木(日本醫生)來救命，萬急！」1916年10月31日黃興病逝，宮崎在上海參加了弔唁活動。1917年4月在長沙嶽麓山舉行國葬，滔天又特地從日本趕來送葬。宮崎滔天對黃興的真摯友情深深打動了當時尚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的毛澤東和蕭植藩(即蕭三)，他們為此聯名寫信給滔天，稱讚他「高誼貫於日月，精神動乎鬼神」，還希望能「一望丰采，聆聽宏教」(《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表達對滔天的仰慕之情。
宮崎寅藏(公元1871—1922年)，原名虎藏，因其別號白浪庵滔天，故一般人都稱他為宮崎滔天。他1871年出生於日本九州熊本縣一個下級武士家庭。父親宮崎長藏，開明豪爽，曾設擊劍道場。幾位兄長都是自由民權主義者，哥哥民藏鼓吹平均土地，彌藏主張幫助中國革命，都對他有很大影響。1897年9月，宮崎滔天在橫濱見到了孫中山，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抱負和崇高品質十分欽佩，讚歎「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識見何其卓越，彼之抱負何其遠大，彼之感想又何其誠摯！」1898年，他把孫中山用英文寫的《倫敦蒙難記》譯成日文，題為《清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幽囚錄》，在《九州日報》上連載，第一次向日本民眾公開介紹中國革命派的活動。同年11月，宮崎還邀請孫中山到他故鄉熊本縣荒尾村住了10天。1900年，宮崎滔天積极參与了孫中山發動的惠州起義，為之奔走籌措經費和軍火，並毅然代替孫中山到廣州與李鴻章談判，保護了孫中山的安全。起義失敗後，滔天不得不充當流浪說唱藝人維持生活。1902年，宮崎滔天撰寫了自傳《三十三年之夢》，著重敘述自己與中國革命黨人的交往，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事迹，深受中日兩國進步青年的歡迎。孫中山親自為該書作序，稱他為「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