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清政府為形勢所迫，不得不實行廢科舉、興學校、派留學、改官制、練新軍以至預備立憲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為此急需借鑒日本的經驗，因而不少中國官員、學者與各界人士競相東渡，赴日本取經。其中有的是由政府大吏派遣考察，有的則是個人自費遊歷訪問。他們考察的內容很廣泛，從憲政、軍事、工業、農業、教育，一直到警察、監獄、衛生等各個方面。儘管他們考察的時間有長有短，收穫有大有小，認識有深有淺，然而很多人都寫了考察報告或遊記，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記錄，並對清末的新政改革和中國的近代化建設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下面著重介紹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對日本教育的考察。
吳汝綸(公元1840—1903年)，字摯甫，安徽桐城人。自幼刻苦讀書，頗有才華。1865年中進士，為曾國藩之門生、幕僚，後又為李鴻章幕僚，曾、李不少奏疏出自其手。曾任深州、冀州知州，主講保定蓮池書院。1901年吏部尚書張百熙任管學大臣，奏薦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即教務長)。吳汝綸為了辦好學校，要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吸取經驗，「一求要領」。
1902年5月15日，吳汝綸從日本長崎登岸，立即開始考察工作，首先奔赴長崎高等中學醫學堂，認真參觀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和解剖標本室、病理解剖室。以後幾乎天天參觀訪問，有時甚至一天馬不停蹄地考察二、三所學校。他不顧自己年老體弱、路途勞累，一絲不苟地親自詳細詢問學校的章程、教學、教材，以至教室的建築、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等等情況。有時陪同人員勸他休息，他也不肯，並說「我為了國家來到這裡，殫精竭慮，正在此時，不可不敦促自己！」在訪問日本的四個多月內，吳汝綸先後實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學校，從幼稚園、小學、中學、高等學校(即高中)、師範學校、職業學校、女子學校、華族學校、聾啞學校、士官學校，一直到東京和京都的兩所帝國大學。他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聽取官員介紹日本教育制度、學校沿革和管理，並收集大量文件、資料和圖表。他還廣泛會見日本教育家與社會各界人士，深入探討日本教育改革的經驗教訓，為中國教育的發展提供借鑒。其認真、負責、勤奮的精神，令人欽佩。因此在吳汝綸9月29日離日之際，東京《朝日新聞》發表文章稱讚，「中國來游官吏學生至多，如吳先生之豪俊者，殆絕僅有」。
吳汝綸對日本的各類學校作了生動的介紹，同時聯繫中國的狀況，加以比較分析。如他參觀神戶幼稚園，看到教師教幼兒唱歌跳舞，做遊戲手工，感到此情此景令人羨慕，應在中國仿行，可惜缺乏幼兒教師。參觀東京富士見小學校時，見到「房屋甚狹隘」，卻又聽說許多著名人士都畢業於該校，他認為應歸功於「教法善也」。訪問京都聾啞盲人學校，見到聾啞學生作畫、盲人學生作詩相贈時，更是讚嘆不已：「此等教育可彌補天地之所憾矣！」在京都帝國大學，吳汝綸參觀了校舍後，特地請求校長木下廣次博士把京都大學的校舍做一個木製模型寄到北京以作借鑒。在東京帝國大學，他聽取了山川健次郎校長的介紹，參觀了法科、工科和理科，還出席了學生的畢業典禮。他還特地訪問了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專門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宏文書院，並為中國留學生贈言勉勵。
吳汝綸訪日期間會見了日本教育家和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機會虛心請教日本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經驗，得到不少啟發。如6月30日，日本教育家古城貞吉在東京精養軒飯店宴請吳汝綸，在座的還有八位日本學者。吳汝綸便在席間請每位日本友人「以一言相贈」。於是有人建議中國教育要「打破舊弊」、「掃除錮疾」，有人認為教育要「陶冶品性」，也有人提醒「勿廢經史百家之學」、「以國學為中堅」。吳汝綸有時還與日本學者相互筆談或來往書信，探討共同關心的教育問題。對於中國如何發展教育，日本各界人士也向他提了不少建議和意見，如有人認為「中國興學方針應當注意國民教育」，有人建議多派學生出國留學，有人主張多辦師範學校，也有人鼓吹「國家百年之大計在女子教育」。還有日本人士勸告他應該從中國實際出發，不要完全照搬日本的教育制度。並提醒他在聘請外國教師時應吸取日本的教訓，如明治初年，醫學用德國書，而教師為法國人，又以英語講授，產生很多麻煩，「中國宜改此弊」。這些意見從不同側面指出了中國興辦新教育應該注意的問題，吳汝綸十分重視，一一記錄下來，以備參考。
吳汝綸把這次赴日本考察教育的收穫彙編為《東遊叢錄》一書，在1902年9月考察結束之時就交付東京三省堂刊行。《東遊叢錄》全書共四卷，第一卷為文部聽講，是他親自到文部省聽取官員介紹日本教育情況共18次聽講的記錄。日本文部省官員講介時，由留日學生當場口譯，吳汝綸親自記錄。第二卷為摘抄日記，是他1902年5月15日到9月6日訪問日本期間日記的摘錄。第三卷為學校圖表，包括東京大學經費開支表、東京高等商業學校課程表等19份圖表。第四卷為函扎筆談，是他與日本各界人士會面座談、筆談記錄和來往信件共28篇。該書全面詳細地介紹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發展教育的具體方法措施，為中國借鑒日本經驗建立新學制發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翔實、豐富、具體的資料。連日本《朝日新聞》也讚揚這部書把日本的學制「集錄極佳」，對日本人「亦極有用」。
吳汝綸精心考察日本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回國推動中國教育改革並整頓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不料早在他回國之前，守舊勢力已向他發動攻擊，流言蜚語四起，竟有某御史向朝廷劾奏吳汝綸，說他東遊以來，意氣揚揚，在宴會席上必贊同自由之說，接來客常談民權之主義，彼若久在日本，歸來必唱邪說難測，不如急召還云云。慈禧太后還特地為此召榮祿詢問。吳汝綸回國後就把《東遊叢錄》一書交給管學大臣張百熙，「以備採擇」。正當他胸懷大志準備干一番事業的時候，卻遭到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吳汝綸尚未到京師大學堂述職，先請假回鄉探親，創辦家鄉桐鄉中學，不久即一病不起，於1903年溘然辭世，竟未能實踐其訪日所得酬其壯志，中日兩國人士無不為之惋惜。然而，吳汝綸對發展中國近代教育事業和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必將永彪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