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清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的官員中，有一位勤奮著述的遊歷使傅雲龍，他編寫的《遊歷日本圖經》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1887年6月，在北京清政府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裡，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考試。這次不考四書五經，也不寫八股文章，而只做邊防、史地、外交的策論。原來，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次選拔出國遊歷官員的考試。此事起於1884年御史謝祖源向光緒皇帝奏請選派傑士遊歷外洋。1885年經總理衙門議覆，由翰林院與六部保薦，各部院共推薦官員75名。1887年，光緒皇帝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主持選拔考試。6月12日，考吏、戶、禮三部官員，題目為「海防邊防論」與「通商口岸記」。13日考兵、刑、工三部官員，題目是「鐵道論」與「記明代以來與西洋各國交涉大略」。考試結果一共錄取28人，兵部郎中傅雲龍名列第一。這些人先由總理衙門大臣接見和面試，然後又帶領他們拜見皇帝，最後由光緒皇帝親自用硃筆圈出傅雲龍、顧厚焜等12名官員為遊歷使，派遣遊歷日本、美國、加拿大、秘魯、古巴、巴西等國。當時中國雖然已經有使臣長駐日本與美國，但是同時派遣那麼多官員去日本和美洲各國遊歷考察，這還是第一次。
遊歷使團之中最勤奮、成果最卓著的要數獲得選拔考試第一名的兵部郎中傅雲龍。傅雲龍，字懋元，浙江德清人。早年曾遊歷雲南、貴州、四川、湖北、山東、江蘇等省。中年在北京任小京官，居「郎署二十年，碌碌無所短長」。他博聞廣記，好學不倦，尤其喜歡地理志與兵書，曾參加纂寫《順天府志》。這次能以欽派遊歷使身份赴外國考察，正是他發揮才能的好機會。傅雲龍不像一般出國遊歷官員那樣遊山玩水，走馬看花，以了解一些異邦風情為滿足。而是深入調查研究，實地考察各國史地形勢。他每到一個國家，即收集該國地理、歷史、政治、風俗、物產等方面資料，以至親自勘察、詢問，繪製各種地圖、表格，編為圖經。正如駐日公使黎庶昌讚揚他的，不以遊歷為一般官差，而「以千秋著書之業，寓乎其間」。僅僅他一個人在遊歷期間就編寫了《遊歷日本圖經》30卷，《遊歷美利加合眾國圖經》32卷，《遊歷英屬迦納大圖經》八卷，《遊歷秘魯圖經》四卷，《遊歷古巴圖經》二卷，《遊歷巴西圖經》10卷。此外，在遊歷各國的過程中，又寫了詳細的遊記，稱為《遊歷圖經余記》，也有15卷。所有圖經與余記，總數共達101卷之巨。
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共30卷，分為天文、地理、河渠、國記、風俗、食貨、考工、兵制、職官、外交、政事、文學、藝文、金石、文徵等15類，下面尚有183個子目。大量內容是以圖表方式表達，數字具體，統計精細，條理清楚。如天文類包括經緯表、中國日本月朔表、中國日本較時里差表、晴雨寒暑表、沿海氣候表、偏多風方向表、潮候表等表。外交類附有中外訂約通商年表、中國使臣表、別國使日本表、日本使別國表、中國流寓表、別國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別國表、互受勳章表等表。這些圖表一目了然，查找方便，簡直就是一部對日本進行全面介紹的小百科全書，遠遠勝過以往中國人所著那些對日本地理風俗等進行模糊籠統描述的著作。其史學價值之高，恐怕僅次於黃遵憲的40卷名著《日本國志》。而且該書刊印於1889年，還在《日本圖志》1895年正式出版之前。
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從內容上來說是包羅萬象，力求全面反映日本面貌，並從中吸取借鑒。在寫作態度上，他十分注重嚴肅認真，實事求是。他強調對日本的國名、地名，與爵名、官名，「不以古飾今，紀實也」。對日本史實求真求實，至於「妄誕之說」，與其濫收不如不收。對日本的分析評論，「據事直書，公是非於天下也」。傅雲龍還特別說明如書中的海岸圖都是他「實測要隘，躬歷目驗，非臆說也」！
傅雲龍一行以日本為遊歷的第一站，自1887年11月14日到日本，至1888年5月29日離開日本。在遊歷美洲以後，1889年5月27日又到日本，同年10月19日離開日本回國。兩次先後在日本停留共約一年左右。傅雲龍一行此次遊歷日本與美洲，時間長達兩年，行程不下三萬里。他認為「所游諸國，以美利加為富國之翹楚，而不得不以日本為中外之樞紐」。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余記》共三卷，前編二卷和後編一卷，分別是他先後兩次訪問日本時所寫的日記，詳細生動地記載了他在日本遊歷考察的具體情況。
從傅雲龍自己寫的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奔波於日本各地，交往日本各界人士，參觀日本各機關、工廠、學校，出席各種宴會，遊覽名勝古迹，唱和詩文，訪購逸書。他會見了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陸軍大臣大山岩、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農商大臣黑田清隆等日本政界要人。又參觀了三菱造船廠、三菱煤礦、千住制絨所、海軍造船所、炮兵工廠、硫酸工廠、紡織廠、鐵工廠、酒廠等各種工廠企業。還訪問了日本的大學、中學、小學、師範學校、軍事學校、盲啞院、博物院、兵營、寺廟、監獄等等。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獲得很多感性認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曾與許多日本文人學者交往，並為他們題字作詩寫序。僅在愛知縣，日本人士求文索詩的不下數百人，以至他一直寫到天明，甚至臨行時，還靠在車上補寫了幾張。在離開日本的前一夜，日本人士來求字者依然不斷。
儘管傅雲龍在日本的活動如此繁忙，但是他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收集資料撰寫《圖經》之上。他在第一次訪日期間寫成日本圖經的敘目，立刻寄回總理衙門。而第二次訪日期間，更明確表示「昔以游為主，今以記游為主」，奮力趕寫圖經。由於時間緊迫，又在他國異鄉，困難重重，使他「心急如焚」。他在《遊歷日本圖經》卷三十的敘例中，曾經談到編寫和刊印中的各種困難。首先是語言文字方面有日本古文、假名、俗體、還有翻譯西文等各種不同讀音。其次在製圖、排版、印刷方面，地圖需要銅板鏤刻，鐵路電線還要用各種顏色顯示，校勘也很費時。再加上他是在旅行中寫作，在路途的時間往往超過居住時間，「汽船才泊，筆不得停，一紙未終，火車復上」。儘管遇到這麼多困難，傅雲龍仍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寫作，以至常常寫到「墨枯筆禿，力難可支」。旁觀者勸其何必自討苦吃，並預言此書「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他卻下定決心「有進無退」。傅雲龍以這樣短促的時間，完成了全書編寫、畫表、製圖、印刷、校對等大量工作，其緊張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在他的日記中常有這樣的記載：「是夜四鼓，筆不得休」，「是夜雞鳴，草猶未脫」，「脫稿，雞再鳴矣！」傅雲龍終於以自己廢寢忘食的辛勤努力，在四個月里最後定稿編寫了這部30卷的巨著，而且就在日本校對、鉛印成書。同時還用銅板精刻了日本總圖等44幅最新日本地圖。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確是驚人的。當時大力支持他的工作並深知其甘苦的駐日公使黎庶昌，在《遊歷日本圖經》的序中曾描寫傅雲龍著書的辛勞，無論「舟行車息，文酒談宴」，始終抓緊時間，寫作不已。並把他與太史公司馬遷相比，「足跡遠過史公，而學又足以經緯所見。」他認為如果以這種精神治天下事，還有什麼事情辦不到呢！
傅雲龍這種為增進中日兩國人民互相了解和發展中日文化交流而勤奮著述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紀念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