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葉，有不少日本文人學者到中國旅行或考察、訪問，寫下了一些訪華旅行記，岡千仞的《觀光紀游》是其中有較高價值的一種。
1884年6月，上海的《申報》上刊登了一條頗為引人注目的新聞：「日本文豪某，攜著書千卷，為中土山水之游。」這位「日本文豪」就是王韜的摯友、日本著名學者岡千仞。王韜訪日時曾勸他漫遊中國，到1884年，岡千仞終於實現了訪華宿願。由於他來華時隨身攜帶了自己的著作《尊攘紀事》、《法蘭西志》、《米利堅志》等一大批書籍，準備分贈拜訪之中國官員名士，故《申報》上有「攜帶千卷」之說。
岡千仞，字振衣，號鹿門，生於1833年。他原是幕末仙台藩士，精通漢學與西學，因主張尊王維新，曾被藩主下獄。明治維新後曾任修史館編修官、東京府書籍館幹事(即館長)等職。後因對藩閥專制不滿而辭官辦學，以教導學生及著述吟詠自娛。其前後有弟子3000人，著述達300餘卷。王韜對岡千仞的品格、膽識和文才十分欽佩，兩人志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
岡千仞於1884年5月29日從橫濱乘船出發，6月6日到上海，會晤老友王韜及其他上海名流。然後暢遊蘇杭，飽覽風景名勝，拜訪俞樾等江浙名士，訪問朱舜水後裔。在慈溪還受到同船回國的旅日華僑王惕齋家族的盛情款待。他本想前往福州，然而當時正值中法戰爭馬尾之役，只得返回上海，再北上津京，遊覽長城後經保定返滬。最後又南航廣州、香港，因病不得已取消了長江之游計畫，於1885年4月10日登英國輪船歸國。前後在中國曆時360日，歷程近萬里，會見中國官員、文人近200名。岡千仞在訪華期間，「有所聞見，必手記。」這些日記總題名為《觀光紀游》，其中包括《航滬日記》、《蘇杭日記》、《滬上日記》、《燕京日記》、《滬上再記》、《粵南日記》等六卷，約六萬字。
岡千仞訪華期間，廣泛進行日中文化交流活動，會見了許多中國官員和文人學者，僅在其《觀光紀游》中提到姓名的就有近200人之多。除了好友王韜等人外，還見過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等達官貴人，俞樾、李慈銘、汪士鐸等名流學者。交往時大多用筆談問答應酬，有時亦由陪同的王惕齋口譯。交流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各個方面。岡千仞為人豪爽，往往直言不諱，暢抒其見，甚至有時與對方展開激烈辯論。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腐敗和各種時弊痛加抨擊，表達了希望中國改革和振興的真誠願望。
岡千仞遊歷中國之時，正值中法戰爭。他非常關心中國的命運，在交談時，常常勸告中國人士應該適應世界潮流，學習西法，變法自強。他感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連名噪一時的學者李慈銘也不太知曉日本的歷史，因而為中國感到擔憂。岡千仞還利用會見中國官員的機會，竭力敦促中國變法圖強。他曾兩次拜訪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見到他穿著日本民族傳統服裝和服，以為他是一位「古貌古心」的遺老。岡千仞趕緊解釋自己並非崇古而主張知時務，並勸李鴻章「乘是機建大策運大勢，轉禍為福，變危為安。」他還向李鴻章的部下介紹日本維新歷史，並主張從學習西方文化著手。岡千仞還勸說中國官員實行開放與改革，並向他們介紹歐美各國形勢以及日本如何從「鎖國一變為開國，致今日中興之明治」的經驗。
《觀光紀游》中對中國晚清社會的弊病尤其是鴉片與科舉八股的毒害，作了相當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向王韜鼓吹「一掃煙毒與六經，振起中土元氣」。王韜不僅深表贊成，而且補充說還應加上一個貪毒，即貪污受賄之風。岡千仞還認為中國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實際是一種愚民之術，應該「廢科舉，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習，振起天下之元氣矣」！岡千仞在訪華期間曾應邀到浙江慈谿王惕齋的家鄉住了一個月。王氏是當地的豪族富商，對他招待很殷勤，可是他卻看不慣他們的鋪張浪費和陋規舊俗，當面進行尖銳批評。
岡千仞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他一方面讚賞中國的秀麗河山、迷人景色，一方面感嘆中國政治腐敗、士人不求進取與慘遭外敵蹂躪。他遊覽北京的圓明園舊址，見其只剩一堆廢墟，不由嗟嘆不已。他希望「存其跡為勵人心鼓義憤之資也」，表達了日本進步人士關注中國命運，切盼中華振興的友好情誼與高尚胸懷。
訪華期間，岡千仞與許多中國文人學者交流思想，切磋學問。他雖然批評科舉八股和儒學，但是也很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和著名學者。例如他特地到蘇州拜訪著名經學家、詩人俞樾，稱頌其「文章著述為一世之泰斗」。他先後得到中國文人學者贈送的書籍143種，如獲至寶，非常高興。他還在中國各地搜購中國文化典籍，如在上海買到宋、金、元、明諸史以下50餘種書籍，立即裝成兩箱，運回日本。他的願望是「當世將得金千，重修鹿門精舍，擁萬卷」。岡千仞也很重視近代中國人所寫的海外遊歷筆記，他在北京各書店購得近代中國人所著海外遊歷日記、筆記十幾部。他在一個友人家裡見到近代中國最早的外交官之一張德彝寫的遊歷和出使歐洲的記錄《四述奇》及《西學考略》等書，愛不釋手，借回去閱讀。而當時一般的中國文人不太看重這類書籍及其作者，認為這類書「無學問見識」。而岡千仞不同意這種觀點，並高度評價《四述奇》等書，認為該書與日本岩倉使團的《歐美回覽記》一樣，對歐美了如指掌，這兩書是「東洋人說歐事之嚆〔hao蒿〕矢」。對於中日兩國風俗習慣的不同，他聽到中國人嘲笑日本人「席地而坐，食無案桌，寢無卧床」。而日本人也譏諷中國的一些舊習。岡千仞則認為不可「以內笑外，以彼非此」。中日兩國「同文鄰域而猶異其風俗如此」，況歐美人呢？
岡千仞的《觀光紀游》從一個日本學者的視角，觀察晚清中國社會，痛陳時弊，也反映了當時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對一些問題認識上的差異。這部書幫助日本人進一步了解中國，促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理解和感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