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籍上對中日交往的明確記載，是從漢代開始的。《漢書·地理志》中談到朝鮮海中有倭人(古代中國人稱日本為倭)，分為百餘國，經常向漢朝進貢。當然漢朝也回賜許多禮物。從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地區出土的大量西漢銅鏡、璧玉等貴重物品證實了這一點。《後漢書》專門為日本立了《倭傳》，進一步講到自漢武帝征服朝鮮，日本派使者通漢的有30餘國。並介紹了日本當時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後漢書》還具體記載了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則賜予其印。那麼歷史上到底有沒有這樣一件事呢？下面我們就來講述這顆金印的故事。
公元1784年陰曆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北部志賀島葉崎地方，一個風景秀麗的小漁村裡(當時屬九州筑前國那珂郡，今屬福岡縣)，一個叫甚兵衛的農民，清晨起來下地修築水渠。在挖地時偶然發現一個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為柱，中間藏著一個金屬塊。他感到十分驚訝，將金屬塊拿回家，請教於當地米店的主人，才知道這是一顆黃金刻成的印。金印被上交郡守並轉呈黑田藩主，經過當時黑田藩的著名學者龜井南溟的鑒定，上面刻著「漢委奴國王」五個字，原來就是1700多年前漢光武帝賜予倭奴國王的金印。於是它成了藩主家的傳家寶，現在已經作為日本政府指定的國寶，珍藏在福岡市立美術館裡。在志賀島發現金印的地點，還樹立了一塊刻著「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的石碑，周圍開闢為遊覽休息的「金印公園」。
這顆金印果真是漢代皇帝所賜嗎？金印出土200年來曾經不斷有人提出懷疑。據考證印文上的第一個「漢」字，表示受印者臣屬於漢帝國，下面的「委奴國」就是《後漢書》中提到的倭奴國，古時委、倭兩字通用。該印經過日本計量研究所測量，印面為2.34厘米見方，約合東漢度量衡制銅尺的一寸見方，正好符合漢代賜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的制度。印上的鈕是蛇形，下有橫通小孔，供掛綬之用。這也與以鈕的形狀不同，如列侯龜、將軍虎、蠻夷蛇等表示名分的漢制相符。1956年在我國雲南省晉寧縣石塞山漢墓出土文物中，也有一方刻著「滇王之印」的蛇鈕金印。尤其是1981年，在中國揚州市附近的邗江縣營泉鎮北二號漢墓出土了一顆「廣陵王璽」的龜鈕金印，與「漢委奴國王」金印不僅印面尺寸相近，邊長都為漢制一寸，而且篆刻字體也十分相似，印鈕上也都有魚子紋。這兩顆印授與的時間只相差一年。中日兩國考古學家、歷史學者經過反覆比較考證，進一步證實志賀島出土的的確是漢光武帝所賜金印，終於解開了爭論近200年的金印真偽之謎。日本報紙《中日新聞》在報道這一發現時說：「在日本歷史上一直獨放光彩的志賀島金印，傳入日本1900多年以後，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兄弟。人們的腦海里也隱約地浮現出後漢的工匠為遠道而來的日本使節、為王侯而施展才能的形象。」
金印是公元前後中日兩國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標誌和實證。當時中國先進的文明經過朝鮮半島首先傳到日本列島最西端的北九州地區，那裡最早使用鐵器進行農耕。生產力提高以後便出現了以地緣結合為主的部族集團和奴隸制國家。其中較強的奴隸主統治者，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和滿足發展生產以及軍事和生活上的需要，便逐漸通過漢代在朝鮮半島的統治機構(如樂浪郡)，向漢帝國稱臣納貢，以得到中國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質上的賞賜。北九州出土的漢代銅鏡、銅矛、銅劍、勾玉等珍貴文物，就是當時漢王朝的賞賜品。倭奴國王是2000年前在日本列島生產力最發達的北九州地區的奴隸主，甚至得到了漢光武帝賜予的金印。在金印出土處附近曾經發現細型銅劍的鑄型，說明該地當時已能冶煉製做青銅器了。可是到公元2世紀前後，日本列島的生產力中心逐漸從九州東移到本州近畿地區，出現了由女王卑彌呼統治的邪馬台國那樣已有相當規模的古代奴隸制國家。《三國志》的《魏志·倭人傳》記載當時日本21個小國都在女王卑彌呼統治之下。而九州的倭奴國可能在兼并戰爭中失敗，其統治者只得把象徵權力和漢帝國支持的金印秘密埋藏起來。
東漢滅亡以後，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在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為了壯大自己的政治經濟實力，並藉助中國聲威對付與倭奴國的衝突，派遣使節難升米等前往魏國首都洛陽，進貢奴隸十人與麻布二匹，魏明帝不僅授以「親魏倭王」金印，而且賞賜大量豐厚禮物，如黃金八兩、銅鏡百枚，文錦三匹，白絹50匹，珍珠、鉛丹各50斤等，日本使節滿載而歸。以後魏晉南北朝時期，日本國王又多次遣使獻貢，中國有時也派使節赴日，成為這個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雖然魏明帝賜予邪馬台女王的「親魏倭王」金印迄今尚未發現，其印拓文也難辨真偽。但是1951年日本大阪府泉北郡信太村出土的漢代神獸鏡，在鏡面緣上有銘文「景初三年陳國作銘之保子宜孫」，證明這枚銅鏡就是公元239年魏明帝賞賜邪馬台國女王的百枚銅鏡之一，同樣也是當時中日文化交流的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