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阿道斯·赫胥黎
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認為，耽溺於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緒，做錯了事就應該認錯，努力加以補救，勉勵自己以後好好乾，千萬別老是為錯誤難過。在爛泥里翻滾並不是清潔身體的最好辦法。
藝術也有道德，它的許多信條跟一般的道德信條相同，至少相似。因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為行為有錯誤而悔恨一樣，都是不可取的。應當找出毛病，承認毛病，以後盡量避免重蹈覆轍。回頭咀嚼十五年前的文學作品中的問題，要想把當初沒弄好的東西補綴得天衣無縫，拿中年的時光來彌補那另外一個人——當初的自己——所造成並遺留下來的藝術上的缺陷，必然會徒勞無功。因此我讓這本《美妙的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來面目。作為藝術品這本書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擔心要糾正它恐怕得重新寫過才行。可作為年齡更大的另一個人，修改起來是大有可能不但會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會抹掉它原有的長處。因此，為了抵制誘惑，以免耽溺於藝術的悔恨之中，我寧可把它的好好壞壞一律保留，而去考慮別的問題。
可是，故事裡最嚴重的缺點似乎至少還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給了野蠻人兩種選擇：在烏托邦過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第安村過原始的生活。後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幾分人情味，但是在其他方面卻照樣怪誕不經。我在寫這本書時有一個念頭：人類被給予的自由意志不過是讓他們在混沌和瘋狂之間進行選擇。我覺得這念頭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實。不過為了戲劇效果，我讓野蠻人說出的話比他受到的宗教培養所能容許的要清醒得多。培養他的是一些一半懷著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實際上，讀過莎士比亞也不足以成為他可能說出那種話的理由。當然，到最後我讓他脫離了清醒狀態，讓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長的苦行主義的控制，以瘋狂的自我懲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殺做了結束。「從此以後這些人便這樣痛苦地死去了」，這叫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覺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個懷疑論者。
我今天並不打算證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儘管我也跟過去同樣肯定清醒是一種相當罕見的現象，並為此感到難過。因為在我最近幾本書里都談到過清醒，特別是編過一本由清醒的人談清醒，談怎樣做到清醒的文選，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學院派批評家告訴我說，我代表了危機時代的知識階層的一種可悲的癥狀。我認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們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癥狀。對人類有貢獻的人是值得應有的尊重和紀念的，讓我們為教授們修建一座神殿吧。那神殿應該修在歐洲或是日本某個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廢墟上，在那古代遺骨洞穴的門口我願意刻上幾個六七英尺高的簡單的詞：莊嚴紀念世界的教育家們。SI MO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還是回到未來吧……我如果要重新寫這本書，我會給野蠻人第三個選擇：在他那烏托邦與原始生活的兩難選擇之外再給他一個可能性：清醒——這個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就在一個由某些從「美妙的新世界」中流放出來和逃亡出來的人組成的社會裡，地點在保留地附近。在這個社會裡，經濟是亨利·喬治 式的分散經濟，政治是克魯泡特金 的合作式政治，科學和技術像安息日一樣是為人設置的，而不是讓人去適應它、受它奴役的（我們現在正是這樣，而在「美妙的新世界」里尤其嚴重）。在那個社會裡，宗教是對人類終極問題的自覺的、理性的追求，是對遍及宇宙萬物的「道」、「理體」、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統攝全局的知識的追求。生活的壓倒性的哲學應該是一種高級的功利主義，其中最大快樂原則 須從屬於終極目的原則——在生活的每一次偶發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問題是：「這種思想或行為對於我——或儘可能多的人——追求人類的終極目標能作出什麼貢獻？產生什麼干擾？」
在我設想的修改本里，這個受到原始人群培養的野蠻人先得有機會直接了解到一個由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組成的社會；明白了它的性質，然後才被送到烏托邦去。這樣一改，《美妙的新世界》就會具有藝術和哲學（如果對小說作品也用得上這樣大的字眼的話）上的完整性了。而在這兩方面，以本書現在的情況看，顯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是談未來的，而談未來的書，無論其藝術或哲學的質量如何，它所作出的種種預言推敲起來先得有一副可能應驗的樣子，才能引起大家的興趣。現在，十五年後，從當代歷史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勢看來，這書的預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這段痛苦的時間裡發生了什麼事能證實或否定我1931年的預言呢？
我的預言的一個明顯的大漏洞立即出現了。《美妙的新世界》裡面沒有提到核裂變。實際上這事是頗為奇怪的，因為在本書寫作之前許多年，使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經成了普遍的閑談話題。關於這個問題，我的老朋友羅伯特·尼科爾甚至還寫過一個很成功的劇本。我記得自己也在一本20年代末出版的小說里偶然提起過它。因此正如我所說，在「我主福帝」700年時，火箭和直升機竟然還沒有使用核裂變能，就似乎很奇怪了。這個疏忽也許不能夠饒恕，但至少還是容易解釋的。《美妙的新世界》的主題並不是科學本身的發展，而是科學作為能夠影響到人類個體的一種力量的發展。它沒有提起物理學、化學和工程學的成就，視之為不言而喻的。它所特別描述的科學進步是指可能應用到人類身上的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研究的未來成果。要根本改變生命質量只有依靠各種生命科學。研究物質的科學在某些方面的應用可能破壞生命，或者讓生命令人難以忍受地複雜和痛苦起來。它們若不是由生理學家或心理學家當作工具使用，是難以改變生命本身的自然形態及其表現形式的。原子能的釋放標誌著人類歷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卻不是影響最深遠的終極革命，除非我們把自己炸為飛灰，從而結束歷史。
這場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會在外部世界進行，而將在人類的靈魂和肉體上進行。生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薩德侯爵 自然地利用了這種革命的理論來為他那獨特的瘋狂進行辯解。羅伯斯庇爾 進行了一種最浮光掠影的革命：政治革命。巴貝夫 深入了一些，嘗試了經濟革命。薩德認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革命之使徒，那革命超出了政治和經濟革命之外，是對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革命：從今往後他們的身體要成為大家共有的性財產，他們的心靈要被清洗，洗掉一切自然的禮儀，洗掉傳統文明苦心培養的一切心理壓抑。薩德主義跟真正有革命意義的革命之間當然沒有必要的或必然的聯繫。薩德是個瘋子，他那場革命的多少帶有自覺性的目標是普遍的混亂和毀滅。統治「美妙的新世界」的人可能不清醒（就清醒的絕對意義而言），但他們並不是瘋子。他們的目標不是無政府主義而是社會的穩定。他們是為了實現穩定才使用科學手段進行了終極的、個人的、真正革命性的革命。
而同時，我們還處在也許是最終革命前的一次革命的初級階段，這次革命的下一階段可能就是原子戰爭。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就用不著白費工夫去對未來做種種預言了。但可以設想的是，我們或許有足夠的頭腦，即使不能停止一切戰爭，也能像我們18世紀的祖先一樣讓行為理智起來。三十年戰爭 的難以想像的恐怖實際上給了人們一個教訓。在那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歐洲的政治家和將軍們有意識地拒絕了引誘，在大部分鬥爭中沒有把軍事力量使用到毀滅的極限，也沒有戰鬥到把對方徹底消滅。當然，他們是侵略者，貪求著利益和榮譽，但是他們也是保守派，決心不惜一切犧牲保衛自己的天下，不讓它受到侵犯——那才是他們所關心的現實。而在我們這過去的三十年里，保守派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右翼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左翼極端民族主義者。最後的保守政治家是藍斯當侯爵五世。他給《泰晤士報》寫信建議，第一次大戰應該像18世紀大部分戰爭一樣以妥協的方式結束，那份曾經是保守派的報紙的編輯拒絕發表他那封信。於是民族主義的激進分子為所欲為，其結果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法西斯主義、通貨膨脹、蕭條、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的毀滅、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饑荒。
那麼，假定我們能夠像我們的先輩們從馬德堡吸取教訓一樣，從廣島吸取足夠的教訓，我們就可能期望一個不算真正和平，但毀滅性受到限制的有限戰爭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核能將被限制在工業用途上。很顯然，其結果會是一連串全面的、速度空前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人類生活的一切現有模式都會被粉碎，不得不臨時設想出新的模式來適應原子能這個不講人情的事實。穿現代服裝的普洛克路斯忒斯 （原子科學家）將讓人類睡到他們自己製造的床上去。要是人類的長短不對，他們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就得挨抻或是被砍掉腿——它跟實用科學真正大踏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