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姆消失了。有天上午，他沒上班，幾個不長腦子的還在議論他怎麼不來上班，第二天就沒人再提起他。第三天，溫斯頓去檔案司的前廳看布告牌。其中有則布告是印出來的象棋委員會成員名單，塞姆一直是該委員會的成員。它看上去跟以前的成員名單一模一樣——除了少一個名字，什麼都沒劃掉。這就夠了，塞姆已不復存在，他從未存在過。
天氣炎熱難耐。迷宮般的部裡面，沒窗戶的空調房間里保持正常溫度，但外面的人行道能灼傷行人的腳板，高峰時地鐵里的惡臭更是能把人熏死。為仇恨周的準備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部里所有工作人員都在加班加點地工作。遊行，開會，閱兵，演講，蠟像展覽，電影展，電屏節目，這些都得安排。還必須搭起攤位、製作模擬像、撰寫標語、譜寫歌曲、散播謠言、偽造照片等等。小說司里茱莉婭所在的部門已經暫停長篇小說生產，而是趕製出一系列有關敵人暴行的小冊子。溫斯頓在正常工作之外，每天花費大量時間翻看過去《泰晤士報》的檔案，對將在講話里引用的新聞進行改動或者潤飾。一群群喧鬧的群眾深夜在街上閑逛時，市裡有了種奇特的火熱氣氛。跟以前比起來，火箭彈轟炸得更頻繁了，有時候在很遠的地方，還傳來巨大的爆炸聲。誰都不明所以，因此謠言四起。
一首即將作為仇恨周主題歌的新歌（叫做《仇恨之歌》）已經譜寫了出來，正在電屏上沒完沒了地播放。它有種野蠻的、咆哮般的節奏，不能準確稱之為音樂，而和擂鼓聲類似，它和著行軍步伐聲由幾百個嗓門吼出來，令人不寒而慄。群眾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它，在午夜大街上，它和仍受歡迎的《這不過是種無用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用梳子和一片衛生紙沒日沒夜地吹，令人無法忍受。溫斯頓晚上比以前更忙碌了。由帕森斯組織的一隊隊志願者在為仇恨周布置街道、縫旗幟、貼宣傳畫、在樓頂上樹旗杆，還冒著危險在街道上拉鐵絲以攔截火箭彈。帕森斯吹噓說單在勝利大廈，就要亮出四百米長的彩旗。他本性盡顯，快樂得像只百靈鳥，炎熱加上體力勞動，讓他有借口在晚上穿回了短褲和開領襯衫。他無處不在，總在推、拉、鋸、砸、即興出點子、跟每個人說笑並佐以同志式的鼓勵，而且從他身上的每處褶子，都在向外散發著似乎源源不絕的刺鼻汗臭。
一張宣傳畫突然出現在倫敦各處，沒有說明文字，只有一個面目猙獰的歐亞國士兵形象，有三四米高，長著一張面無表情的蒙古人種臉龐，腳蹬巨大的皮靴，正在大步往前跨，衝鋒槍端在臀部的高度。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張宣傳畫，被用透視畫法放大的衝鋒槍槍口總是正對著你。這張宣傳畫已經貼上了每堵牆上的空白處，甚至在數量上超過了老大哥的肖像畫。群眾一向對戰爭缺乏興趣，這次也被鞭策進入周期性的愛國主義狂熱中。似乎要與普遍的情神狀態保持一致，這一期間火箭彈比以前炸死的人更多。有一顆落到了位於斯泰普尼區的一家電影院，幾百人被埋在廢墟之下。那一帶居住的所有人都上街參加了一次綿延不絕的葬禮，為時幾小時之久，葬禮實際上變成了泄憤大會。還有顆炸彈落到一塊作為遊樂場的廢地上，幾十個小孩子被炸成碎塊。後來又舉行了幾次憤怒的示威活動，戈斯坦因的模擬像被投入火中，幾百張歐亞國士兵的宣傳畫被撕下來以助火勢，有些商店在混亂中被洗劫。後來還有傳聞，說有間諜在通過無線電為火箭彈指引方向。有對老夫婦被懷疑有外國血統，他們的房子因此被燒毀，兩人都窒息而死。
查林頓先生鋪子上面的房間，每次他們只要能去，就會並排躺在打開的窗戶下面那張沒鋪床單的床上，為了涼爽而赤著身子。老鼠再也沒有露過頭，臭蟲卻在炎熱中猛烈繁殖，但好像那也無關緊要。不管骯髒還是乾淨，那房間就是天堂。他們一到，便到處撒上一些黑市上買來的胡椒粉，然後扯掉衣服汗流浹背地做愛。睡了一覺後，會發現臭蟲正在集結，準備大規模反攻呢。
六月份，他們幽會了六七次。溫斯頓戒掉了不分什麼時候都喝酒的習慣，似乎不再有那種需要。他長胖了一些，靜脈曲張潰瘍也好了，腳踝上方的皮膚上，只留下褐色的一小塊，早上的那陣咳嗽也不再發作。日常生活不再不可忍受，他也不再有向電屏做鬼臉，或者扯著嗓子喊髒話的衝動了。他們現在有了個安全的藏身之地，幾乎像是個家，就連他們見面的次數很少，以及每次只能在一起幾個小時，也好像不算是件苦事。重要的是鋪子上面的房間還存在。知道它還在那裡，完整無損，就幾乎相當於已身處其內。那個房間自成一統，是一塊袖珍的過去，絕了種的動物可以在其中徜徉。溫斯頓想到查林頓先生就是另外一種絕種動物，上樓前，他通常總要跟查林頓先生說上幾分鐘話。老頭兒似乎很少或者說從不外出。另一方面，他好像幾乎沒什麼顧客。他像個鬼魂般，活在很小的陰暗鋪子和更小的廚房之間，他在那間廚房裡做飯，裡面除了別的東西，還有台老得讓人不敢相信的留聲機，有個巨大的喇叭。他好像為有機會說話而高興。在那堆分文不值的貨品中間走動時，他長長的鼻子、厚厚的眼鏡片，套著絲絨夾克的肩膀彎得低低的，總讓他隱約有種收藏家的樣子，而不是個生意人。他會以略帶熱情的神態，用手指摸弄一片廢品之類的東西——瓷製瓶塞，破鼻煙壺塗了顏色的蓋子，仿金項鏈盒，裡面放著一綹某個久已不在人世的嬰孩的頭髮——從來不說溫斯頓應該買下，而是說他應該欣賞一下。跟他說話，就像聽一個破舊的音樂盒發出的丁當聲。他從自己的記憶角落裡，又扯出一些已被忘掉的押韻詩片段，一首關於二十四隻黑八哥，一首關於長著彎彎角的奶牛，還有一首關於可憐的公知更鳥之死。「我剛好想到您也許感興趣。」每次他想起新的一首時，就會自我解嘲地輕輕笑著這樣說。不過他從來只能記起幾行而已。
他們兩人都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從來不曾忘記——現狀不會長久。有時，死亡正在迫近這一事實似乎跟他們躺在身下的那張床一樣觸摸得到，他們會以絕望般的縱慾心理緊緊摟抱，就像一個將入地獄的靈魂在鐘聲敲響前五分鐘，緊緊抓住最後些許快樂。然而還有些時候，他們不僅幻想自己是安全的，還幻想會是天長地久。只要能真的待在這個房間里，兩人都感覺不會身遭不測。去那個房間不容易，也是危險的，但它本身是個避難所。溫斯頓盯著玻璃鎮紙中心時，感覺好像能進入那個玻璃世界，一到裡面，時間就可以凝固。他們經常隨心所欲地做起關於逃避的白日夢，他們的好運將永遠持續下去，他們會像這樣，在餘生繼續這種秘密行為。要麼凱瑟琳會死去，通過精心的安排，他和茱莉婭能結成婚；要麼會一同自殺；要麼會藏匿起來，把自己改變得讓別人認不出，學會用群眾的口音說話，在一間工廠找到工作，然後在某條小街上不為人察地過一輩子。那全是胡思亂想，他們也都知道，現實中，他們無路可逃。即使是唯一可行的計畫，即自殺，他們也無意行之。一天天，一周周，得過且過，在沒有未來的當下消磨度日，這似乎是種不可遏止的本能，好像只要有空氣，人的肺總要吸進下一口空氣一樣。
有時，他們也會談論要採取積極行動跟黨對著干，然而對如何走出第一步心裡沒數。就算傳言中的兄弟會真的存在，如何加入仍是個難題。他跟她說了他和奧布蘭之間有著或者說似乎有著的奇特親近感，還有他時不時會感到的那種衝動，簡單說來，就是走到奧布蘭面前，宣稱自己是黨的敵人，並請他幫助自己。很奇怪的是，這在她看來並不是種輕率至極的舉動。她習慣從別人的面龐來判斷別人。對她來說，溫斯頓因為一個眼神而認為奧布蘭可以信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再者，她想當然認為每個人，或者說幾乎每個人私下都仇恨黨，覺得安全的話，都會違反規定。但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廣泛而有組織的反抗活動。她說關於戈斯坦因及其地下部隊的傳言都無非是一派胡言，是黨為了自身的目的編造出來的，你不得不裝作相信。在無數次黨的集會以及自發示威活動中，她一直是用最大嗓門呼喊的那群人中的一員，要求處死她從未聽說過其名字的人，但對他們據稱犯下的罪行，她卻一點也不相信。進行公審時，她參加了青年團派出的分隊，從早到晚包圍著法院，隔一陣就呼喊：「處死賣國賊！」兩分鐘仇恨會裡，她在大聲辱罵戈斯坦因方面，總比別人喊得響，但對戈斯坦因是何人，以及他代表何種主義只有極為模糊的印象。她是革命後長大的，年輕得不記得五六十年代時發生過的意識形態之戰，她無法想像會有這種獨立的政治運動，再說黨無往而不勝，是千秋萬代、永恆不變的，你只能通過私下的不服從來反抗它，最多通過像殺死某人或炸掉某物這種個別暴力行為來反抗。
從某些方面來說，她比溫斯頓更敏銳，而且很大程度上更不被黨的宣傳所蠱惑。有一次，他剛好說到某件事時提到了跟歐亞國的戰爭，讓他震驚的是，她隨隨便便地說在她看來，並沒有進行什麼戰爭，落到倫敦的火箭彈很可能是大洋國政府自己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