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到門把手時，溫斯頓看到自己把日記攤開放在桌子上，上面寫的全是「打倒老大哥」，字體之大，幾乎從房間這頭望去也能認出。此事做得蠢不可及，但他意識到那是因為就算在最倉皇失措的時刻，他仍不想在墨跡未乾時合上本子，以致弄髒那細膩的紙張。
他吸了口氣，打開房門，心頭馬上蕩漾起如釋重負的暖意。站在門外的是個臉色蒼白、萎靡不振的女人，頭髮稀疏，臉上滿是皺紋。
「哦，同志，」她用一種悲悲切切的疲憊聲音說，「我就覺著聽到您進房間了，您看能不能過來看看我家廚房的水池？塞住了，還有——」
那是帕森斯太太，是同一層樓一個鄰居的妻子。（黨多少反對用「太太」這個詞，應該稱每個人為「同志」，但人們還是會不由自主地對某些女人使用這個詞。）她是位三十歲上下的女人，樣子卻老得多。她給人一種印象，即她臉上的皺紋里藏有灰塵。溫斯頓跟隨她順過道走過去。這種業餘維修工作幾乎成了每天必做的煩心事。勝利大廈是幢老公寓樓，建於一九三〇年左右，正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天花板和牆壁上的灰泥經常剝落。每逢嚴寒，水管都會爆裂；每逢下雪，屋頂都會漏水。供暖系統如果不是為了節約而完全關掉，就是只開一半蒸汽量。維修的事如果不想自己動手，就得向某個高高在上的委員會提出申請。然而就連換塊窗玻璃這種事，該委員會甚至很可能拖上兩年才會批准。
「當然是因為湯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說。
帕森斯家的公寓比溫斯頓住的要大一些，是另一種形式的骯髒。每樣東西都有種被擊打和踐踏過的痕迹，似乎剛有一頭兇猛的動物造訪過。體育用品——曲棍球棒，拳擊手套，一個踢爆了的足球，一條翻過來的有汗味的短褲——全放在地板上，桌子上還有一堆臟碟子和折了角的練習簿。牆上是幾面青年團和偵察隊的鮮紅旗幟，還有張老大哥的巨幅宣傳畫。那裡跟整幢樓一樣，常有一股煮捲心菜的氣味，但還是掩不住一股更為濃烈的汗臭味，那汗味——一聞可知，只是難以說明白怎麼會那樣——來自另外一個當時不在場的人。另一間房間里，有誰在用梳子和一片草紙吹著，想跟電屏里仍在播放的軍樂聲合上拍。
「是孩子們，」帕森斯太太說著有點憂慮地往門口看了一眼，「他們今天沒出去，當然——」
她有個習慣，就是話只說一半。廚房水池裡發綠的髒水滿得幾乎要溢出來，氣味比煮捲心菜味還要難聞許多。溫斯頓跪下來查看水管的曲頸介面。他很不願意動手干這種活，也很不願意彎下身子，那樣總能讓他咳嗽起來。帕森斯太太幫不上忙，在旁邊看著他。
「當然，湯姆在家的話，他一會兒就能弄好。」她說，「他喜歡干這個，他的手總是很巧，湯姆真的是。」
帕森斯是溫斯頓在真理部的同事，他長得有點胖，是個蠢不可及的活躍分子，一腔弱智的熱情——是那種完全聽話、忠心耿耿、乏味無趣的人，黨的穩固統治對這種人的依賴有甚於對思想警察。他三十五歲，前不久才很不情願地被青年團趕出來，而早在升上青年團之前，他在規定年齡已滿後仍賴在偵察隊多待了一年。他在部里擔任某個次要職務，智力方面無要求，但另一方面，在體育委員會和別的負責組織集體遠足、自發遊行、節約運動和義務勞動的委員會裡，他可是個重要人物。抽煙斗的間隙，他會語氣平靜然而帶著自豪地告訴你，過去四年里，他每晚必到集體活動中心。他走到哪兒，就把一股強烈的汗味帶到哪兒——那可以是他精力充沛的一個並非有意為之的佐證——甚至在他走後仍經久不散。
「你們家有沒有扳手？」溫斯頓問道，一面摸索曲頸介面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說，馬上變得有氣無力，「我不知道，說不準。也許孩子們——」
隨著一陣噔噔的靴子響和又一聲吹梳子的聲音，孩子們衝進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來了扳手。溫斯頓把水放掉，忍著作嘔取出一團堵塞了水管的頭髮。他用水龍頭的冷水盡量把手指洗乾淨，然後回到了另一間房間。
「舉起手來！」一個氣勢洶洶的聲音大叫道。
一個漂亮卻面目冷酷的九歲男孩從桌子後面跳出來，手持一把玩具自動手槍向溫斯頓比畫著，比他小兩歲左右的妹妹也拿一塊木頭做著同樣的動作。他們兩個都穿著灰襯衫、藍短褲，戴著紅領巾。那是偵察隊的制服。溫斯頓把手舉過頭頂，然而心裡有種不安的感覺。男孩的動作惡狠狠的，感覺不完全是鬧著玩。
「你這個賣國賊！」男孩大叫道，「你這個思想犯！你這個歐亞國的間諜！我要斃了你！我要蒸發你！我要把你送到鹽場去！」
突然，他們兩個開始圍著他跳躍，嘴裡還喊著「賣國賊」和「思想犯」。小女孩的一招一式都在模仿她哥哥。他們就像不久便會長成食人獸的老虎崽子一樣嬉戲著，不知怎的，那有點令人恐懼。男孩的眼裡，有種狡猾而殘忍的神色。另外很顯然，他想對溫斯頓又踢又打，而且也意識到自己很快就到能做這種事的年齡。幸好他手裡握的不是一支真正的手槍，溫斯頓這樣想。
帕森斯太太的眼睛不安地在溫斯頓和自己的孩子之間掃來掃去。在起居室較亮的光線下，他注意到她臉上的皺紋里真的有灰塵，覺得頗為有趣。
「他們鬧得真厲害，」她說，「因為不能去看絞刑，所以不高興。就是為了這件事。我忙得沒時間帶他們去，湯姆又不能按時下班回家。」
「為什麼我們不能去看絞刑？」男孩用他的特大嗓門嚷嚷。
「我要看絞刑！我要看絞刑！」小女孩還在蹦來跳去地喊。
溫斯頓想起來了，有幾個歐亞國的俘虜因為犯了戰爭罪，將於這天晚上在公園被處以絞刑。這種事情每月進行一次，是大家都想一睹的盛事。小孩子總鬧著要大人帶他們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了別，就往門口走去，但在過道上還沒走幾步，就有什麼東西打中他的脖根，讓他疼痛難忍，好像有根燒得通紅的鐵絲戳了進去。他一轉身，剛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拉著兒子進了房門，男孩正往口袋裡裝起一把彈弓。
「戈斯坦因！」男孩被關進門時吼了一嗓子，然而讓溫斯頓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女人發灰的臉上那種無助而驚駭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公寓後，他快步走過電屏，又坐在那張桌子面前，手還在揉脖子。電屏已經停止播放音樂。一個吐字清晰、代表軍方的聲音正以狂喜的語氣描述新浮動堡壘的武器裝備，該堡壘不久前在冰島和法羅群島之間的地方下錨。
他想，養那樣的孩子，那個可憐的女人過的一定是提心弔膽的生活。再過一兩年，他們會日夜監視她，以圖發現任何異端思想的徵兆。如今，幾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過偵察隊這種組織，他們被系統化改造成無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會在他們身上產生對黨的紀律的反抗傾向。恰恰相反，他們崇拜黨以及與黨有關的一切。唱歌，列隊前進，打旗幟，遠足，拿木頭步槍操練，喊口號，崇拜老大哥——對他們來說，都屬於光榮之事。他們所有的殘暴都是對外的，針對國家的敵人、外國人、叛國者、破壞分子、思想犯等。年過三十的人會害怕自己的孩子，這幾乎已經變成一種普遍現象。很合理的是，《泰晤士報》幾乎每星期都會登出一篇文章，關於某個偷聽別人說話的小告密者——一般用的是「小英雄」這個詞——如何無意聽到父母的某句不敬言論，然後去思想警察那裡告發的事迹。
彈弓子造成的刺痛逐漸消退了。他心不在焉地拿起鋼筆，拿不準還能不能想到更多東西可寫。突然，他又想起了奧布蘭。
幾年前——有多久？一定有七年了——他夢到他正在穿過一間漆黑的房間，有個坐著的人在他走過時說：「我們會在沒有黑暗的地方見面。」說這句話的語氣很平靜，幾乎是家常的，是個陳述句，不是命令句。他沒有停下腳步，而是繼續走著。奇怪的是在當時，在夢裡，這句話並未給他留下什麼印象，只是在後來，那句話似乎逐漸具有了意義。他現在記不清楚他第一次見到奧布蘭是在做那個夢之前還是之後，也不記得他什麼時候第一次辨認出那是奧布蘭的聲音。但是不管怎樣，他的確辨認出來了，在黑暗中跟他說話的是奧布蘭。
溫斯頓從來沒有把握——甚至在這天上午看到他的眼神一閃之後，仍然無法確定奧布蘭是朋友還是敵人。但這似乎沒有太大關係，他們中間有條理解的紐帶，比友愛或黨派之情更重要。「我們會在沒有黑暗的地方見面。」他這樣說過了，溫斯頓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它會以某種方式實現。
電屏里的說話聲暫停，一陣嘹亮悅耳的小號聲回蕩在不流通的空氣中，然後說話聲又刺耳地響起：
「注意！請注意！現在插播從馬拉巴爾 前線收到的新聞。我們在印度南部的部隊取得了一場輝煌的勝利。我受權宣布，我們報道的此次戰役將大大推動戰爭向結束的方向發展。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