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部英雄史詩幾乎都是一個民族形象化的歷史。有學者經過研究認為，《瑪納斯》第一部的遷徙路線，和歷史上柯爾克孜族的遷徙路線大體上是一致的。從瑪納斯與各部落首領的關係看，他這個君王顯然不同於階級社會的國王，他的盟友內七汗跟他有親緣關係，聯盟比較牢固，另有外七汗就不那麼聽從他的，當他強大時才不得不投靠。他們開會經常坐成特定的牛角形。瑪納斯不能獨斷專行，具有原始社會末轉形期的特點。
又如蒙古族社會是否經過奴隸制，歷來為中外史學家所關注。從《江格爾》所反映的社會狀況的特點分析，反映了蒙古族在歷史上可能經過奴隸制社會。寶木巴地方的主人江格爾的宮殿極為莊嚴雄偉，其中，除了那些誇張的形容，有些是有現實生活根據的。史詩說：「北牆上裱糊斑鹿皮」，「南牆上裱糊梅花鹿皮」，牆壁上鑲嵌著珍珠寶石，集中幾千名工匠。說明除了大奴隸主，一般牧民甚至頭人，都不可能有如此華貴的宮帳，也不可能如此興師動眾。
從另一個奴隸主阿拉譚策吉坐騎的馬具，便能看出當時物質文明所達到的水平，「馬背上鋪上精美的氈片，再鋪潔白鞍墊。鞍墊上〔gou勾〕好巨大黃木鞍，那木鞍形如高山。」
洪古爾夫人格蓮金娜，出嫁時向父親索取一年的幼畜作陪嫁，以牲畜的頭數來形容一個英雄的富有，《江格爾》隨處皆是。有的英雄把奴隸與牲畜視為等同，起到物換物的價值作用。江格爾夫人阿蓋的金耳環「價值700匹駿馬」，她的長袍「價值57匹駿馬」；江格爾的一幅腰帶，「價值70匹駿馬」，一塊手帕，「價值一萬戶奴隸」。
江格爾宮殿里的宴會，坐次有嚴格的順序。宮中被驅使的奴隸，有剪裁繡花的，有下夜打更的，有侍膳者，有工匠、有馬夫。奴隸社會的經濟形態和物質文化，《江格爾》保存了難得的標本。後世任何專業文人都不可能寫得如此真實，因為他們已不可能有那種生活體驗。
《格薩爾》的基本故事情節(不包括流傳過程中加的內容)與《江格爾》以牲畜和奴隸為財富的標誌顯然不同。格薩爾的嶺國，牧場(領地、土地)比牲口更為重要。格薩爾登基以後，首次出征，把國家託付給大王妃珠牡，特別提到要珠牡管理好他的牧場：「左右和中間大山谷，上下都是好牧場，水草豐茂吃不盡，可放騾馬和牛羊……交付時當然全交付，收回時也要全數收。」(分章本)格薩爾所具有的土地觀念，帶有封建社會初期領主制的烙印。《霍嶺大戰》部所描繪的寺廟建築和手工藝品，以及珠牡的穿戴裝飾，已接近西藏中世紀的佛教藝術和中世紀的物質水平，工匠技藝也很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