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甫蓋尼·扎米亞京
尊敬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 ：
我寫這封信時已經被判了極刑，現在呈請將極刑改為其他刑罰。
我的名字您大概知道。我作為一名作家，失掉了寫作的可能，這無異於判了死刑。事態已發展到了令我無法繼續寫作的地步。我不得不在年甚一年的受迫害的氣氛下寫作，任何創作都無從談起。
我絕非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無辜的蒙辱者。我知道，在革命後最初的三四年，我寫的作品裡確有一些東西可能授人以柄，招致攻擊。我知道，我有一個讓人感到很不受用的習慣：不說合乎時宜的話，只說自認有道理的話。特別是，我從不掩飾我對文學上奴顏媚骨、曲意逢迎、喬裝打扮所持的態度。我過去和現在一直認為，這樣做既玷辱作家，也玷辱革命。我當初在一篇文章（《藝術之家》雜誌1920年第1期）中，以一種激烈的、令許多人難堪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恰恰是這一行為招致了報刊對我群起而攻之。
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這種口誅筆伐儘管說辭不同，卻從未停息過，終於發展到了我認為是盲目狂熱的地步：一如從前基督徒為了更便於體現種種罪惡而造出了魔鬼，如今批評界把我打造成了蘇維埃文學的魔鬼。唾棄魔鬼被當作善舉，於是人人都各顯神通，朝它吐唾沫。我每發表一篇作品，人們都必定要從中尋找魔鬼的陰謀。為了能夠找到這種陰謀，人們甚至厚著臉皮稱我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例如，我有一篇童話（《上帝》）登在《年鑒》雜誌 上——那還是1916年的事，有那麼一位批評家竟然自作聰明地從中發現了「抓住向新經濟政策 過渡這件事對革命進行嘲諷」；在我的一篇寫於1920年的短篇小說（《埃拉茲姆修士》）中，另一位批評家（馬什比茨——韋羅夫）卻洞察出「拿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變得聰明了的領袖們當笑料」。我的每一篇作品，無論其內容如何，只要署了我的名字，就足以宣布它是有罪的。前不久，今年3月份，列寧格勒州圖書出版檢查局所採取的一些做法，使我對這一點不再存有任何懷疑了。我為「學院」出版社審校了謝里丹的喜劇《造謠學校》 ，並撰寫了一篇介紹作者生平和創作的文章。這篇文章里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惡意中傷的話，可是圖書出版檢查局不僅禁止發表這篇文章，還禁止出版社說明這部喜劇的譯文是由我審校的。只是在我上訴到莫斯科之後，圖書出版檢查總局顯然打了招呼說總不該如此天真、露骨地行事，這才允許刊印我那篇文章，甚至還允許署上我那罪惡的名字。
我之所以在此引述了這一事實，是因為它把人們對我的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可謂達到了化學純凈的程度。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實，在此再引述其中的一件。不過，這件事涉及到的不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而是我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寫成的一個篇幅很大的劇本。我當時確信，這個劇本（悲劇《阿提拉》）終將迫使那些一心想要把我打成蒙昧主義者的人們閉上了嘴巴。我如此自信，似乎也有足夠的理由。這個劇本曾在列寧格勒話劇大劇院藝術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宣讀過。十八家列寧格勒工廠的代表出席了那次會議。下面我摘錄幾段他們的評論（根據1928年5月15日會議記錄）。
沃洛達爾斯基工廠的代表說：「這是一部由當代作家寫的劇本，它展現了古代階級鬥爭的主題，很符合當代的情況……劇本在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劇本給人以強烈的印象，它使得關於當代戲劇界拿不出好劇本的責難不攻自破……」列寧工廠的代表在指齣劇本革命性質的同時，認為：「該劇本在藝術價值上可與莎士比亞的作品媲美……這是一部悲劇，情節十分生動，一定會受到觀眾的喜愛。」液壓機械廠的代表認為「這部戲的每個情節都有很強的感染力，都那麼扣人心弦」，他建議在劇院院慶時上演這部戲。
工人同志們說可與莎士比亞媲美，固然是過甚其詞，可是高爾基就這個劇本撰文時卻也說，他認為該劇本「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又說「劇本英雄主義的風格和英雄主義的題材極其有益於今天的時代」。劇院已經同意上演這個本子，並得到劇目審查委員會批准，可是後來……演給對它給予如此評價的工人觀眾看了嗎?沒有，這部戲已經由劇院排練了一半，已經登出了海報，後來在列寧格勒圖書出版檢查局的強烈要求下被禁演了。
我這部悲劇《阿提拉》的夭折對於我而言簡直是一場真正的悲劇。經過這件事之後，我已經完全明白了：任何試圖改變我處境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況且不久我的長篇小說《我們》和皮利尼亞克 的中篇小說《紅木》又鬧得滿城風雨。為了祛除魔鬼，當然可以不擇手段。我的這部小說明明寫於九年前的1920年，卻硬要把它當作我最近的新作，和《紅木》相提並論。蘇維埃文學中一場向無先例的圍攻發動起來，這場圍攻甚至引起了外國報刊界的關注。為了斷送我的寫作前程，無所不用其極。我往日的同事、出版社、劇院都對我產生了疑懼。我的書在圖書館裡被禁止外借。我的一個劇本（《跳蚤》）在莫斯科第二藝術劇院已經成功地上演了四個戲劇季，如今被禁止演出。正在聯邦出版社印製的我的文集也被擱置下來。任何一家出版社試圖出版我的作品，都會立刻遭到攻擊。「聯邦」和「土地與工廠」兩家出版社，特別是列寧格勒的作家出版社，都遭遇了同樣的下場。上述作家出版社冒著風險讓我又當了整整一年的理事，並且悍然利用我的文字經驗，把青年作家，包括共產黨員作家的作品交由我做潤色修改。今年春天，在列寧格勒市拉普 分會力爭下，我退出了作家出版社理事會。《文學報》 不無得意地報道了此事，並且直言不諱地補充說：「出版社應當保留，但不是為扎米亞京們保留。」對扎米亞京關上了通向讀者的最後一扇門，他被宣判了死刑。
在蘇聯的法典中，僅輕於死刑的刑罰是將罪犯強制遷徙國外。如果我真的是個罪人，並應當受到制裁，那麼依我看，也不至於比文學上的死刑更重，因此我請求代之以強制遷出蘇聯，並為我的妻子保留陪伴我同行的權利。如果我不是罪人，則請求允許我和妻子短期出國，哪怕只一年也行。這樣，待到在我們國家能夠用文學為崇高思想服務而無須逢迎某些小人物的時候，待到我們國家對語言藝術家的作用的觀點多少有些改變的時候，我就可以回來。我相信，這一天已為期不遠，因為在物質基礎建設成功之後，建設上層建築，建設真正無愧於革命的文學藝術的問題，必將提到日程上來。
我深知，我在國外也將十分不輕鬆，因為我不可能加入國外的反動陣營。這一點我的經歷可以充分地證明［我在沙皇時期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 ，當時我坐過牢，兩度被流放，在戰爭時期曾因一部反對軍國主義的小說吃過官司 ］。我深知，既然在國內我慣於憑著良知寫作，而不是遵從命令寫作，因而被稱為右派，那麼到了國外，由於同樣的原因，我遲早將被說成是布爾什維克。但是，國外的條件再困難，我總不會被封住嘴巴，我在那裡可以寫作、出書，哪怕不用俄語寫作也行。如果我因環境所迫一時不能當一名俄語作家（我希望這只是暫時的），我也許能夠像波蘭人約瑟夫·康拉德那樣暫時做一名英語作家，更何況我已經用俄語寫過有關英國的書（諷刺小說《島民》等），而用英語寫作，我覺得比用俄語要難一些。伊里亞·愛倫堡 仍然是一名蘇聯作家，可是他主要為外國文學寫作，翻譯成各種外語。為什麼允許愛倫堡這樣做，而不可以允許我也這樣做呢?我在這裡順便再提到一個名字——皮利尼亞克。他和我一樣，也充分地扮演著魔鬼的角色，他曾經是批評界的眾矢之的，而為了讓他在受到這種圍攻之後得以休息，批准他去了國外，為什麼皮利尼亞克能夠得到批准，而我就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還可以為自己的出國申請找到一些更為尋常的、而又絕非不正當的理由：為了解除經久不愈的病痛（結腸炎），我需要到國外去就醫；為了謀求上演我的兩部已譯成英、意兩種文字的劇本（已經在蘇聯的幾家劇院演出過的《跳蚤》和《榮譽饒舌家協會》），我也必須親自去國外；此外，擬議中的這兩部戲一旦上演，我將有可能免於向財政人員委員部申請外匯。這些理由都是實際存在的。但是，我並不想隱瞞，我申請與妻子一起出國的主要原因是：作為作家，我在國內已陷於絕境，我的作家身份被判了死刑。
曾經向您呈請的其他一些作家都得到了您的特別關注，這使我確信，我的請求也一定會得到垂顧。
193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