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甫蓋尼·扎米亞京
就像在一塊拉緊了的黑色窗帘上開了一些小洞一樣，這裡展示了我幼年生活的點點滴滴。
在餐廳里，一張鋪著漆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盤奇怪的、閃閃發亮的白色東西。真奇怪！這白色的東西眼看著就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盤子里原來是一小塊陌生的外部宇宙——那是人們拿給我看的一盤雪。這盤奇妙的雪，至今仍記憶猶新。
同樣也是在這間餐廳里。一個人抱著我站在窗前，窗外透過樹木可以看到紅氣球似的太陽正在漸漸暗下來，我覺得就像末日到了一樣，更可怕的是母親不知去了什麼地方還沒有回來。後來我才知道，那個人就是我的外祖母，在那一秒鐘的時間裡我急得差點死了。那年我剛一歲半。
後來，在我兩三歲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人，許許多多的人，成群的人。那還是在扎頓斯克，父親和母親駕著兩輪馬車，帶上我，來到這個城市。教堂、藍藍的煙霧、唱詩、燈火，像狗一樣號叫的瘋女人，嚇得我心提到了嗓子眼。終於完事了，我就像一片小木片，和人群一起被擠出門外，這時我已經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在人群當中：父親和母親不見了，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將永遠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我坐在一個墳頭上，頂著太陽，放聲痛哭。我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了整整一個小時。
在沃羅涅日。一條河，河裡有個我覺得好奇怪的洗澡用的木箱。好大的一個粉紅色、胖乎乎、圓滾滾的女人身體在木箱里拍水（後來我在水池裡看見白熊時還想起這件事）——那是我母親的姨媽。我當時覺得很新奇，又有些害怕：我第一次懂得這是女人。
我在窗邊等待著，望著空蕩蕩的街道，那裡只有幾隻雞在塵土裡嬉戲。終於我們家那輛四輪馬車拉著父親從學校里回來了。他坐在高得出奇的座位上，膝蓋間夾著一根手杖。我心急火燎地盼著吃午飯的時間快點到來——午飯時我總是大模大樣地翻看著報紙，並且把《祖國之子報》 幾個大字讀出聲來。我已經認識這種神秘的玩意兒——字母。我那時四歲。
夏天。到處散發著藥味。突然，我的母親和幾個姨媽慌忙地關上了窗戶，鎖上了陽台門，於是我把鼻子貼在陽台的玻璃窗上往外看。一輛馬車！車夫穿著白大褂，車上蒙著一塊白罩單，罩單下面躺著人。他們身體蜷曲著，手和腳微微擺動著。這是一些霍亂病人。霍亂隔離棚就在我們這條街上，離我們家很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了死亡是怎麼回事。這時我已經五六歲了。
最後一件事：在八月一個天朗氣清的早晨，遠處修道院傳來嘹亮的鐘聲。我走過我家房前籬笆圍著的小花園，不用抬眼看就知道：窗戶開著，母親、外祖母、姐姐都在看我。因為我第一次穿上長褲（「上街穿的」）、學生制服上衣，身上背著個書包——這是我第一次去學校。送水工人伊茲瑪什卡趕著馬車一顛一簸迎面走過來，他坐在大木桶上，回頭看了我好幾眼。我很自豪。我長大了——八歲多了。
這一切都是我在坦波夫平原上的列別江 經歷過的事。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曾描寫過的這個列別江向來以賭棍、吉卜賽江湖藝人、馬匹交易市場和俄語粗話聞名於世。年代是1884年至1893年。
接下去是像學生制服呢子一樣灰溜溜的中學生活。在一片灰色當中，偶爾可以看到美麗的紅旗。這面紅旗掛在消防瞭望塔上，它在那個時候絕不是象徵社會革命，而是表示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不過，在那單調乏味、整齊劃一的中學生活中，這倒也算是只有一天的短暫革命了。
悲觀的第歐根尼燈 ——是在我十二歲那年的事。這盞燈是一個身體很壯實的二年級學生點的，藍紫紅三色的燈在我左眼下面足足點了兩個星期。我默默地祈求著奇蹟，祈求著讓這盞燈熄滅。奇蹟沒有出現。我陷入了沉思。
我常常感到孤獨，書讀了很多，很早就讀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至今還記得，讀《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 的時候，我激動得全身發抖，臉頰緋紅。陀思妥耶夫斯基長期一直是一位長者，甚至是令我敬畏的長者；果戈理（以及很久以後的阿納托爾·法朗士 ）則是朋友。
自1896年起，在沃羅涅日讀中學。我有一個盡人皆知的特長：俄語作文；我還有一個無人知曉的特長：為了「鍛煉」自己，在自己身體上做各種各樣的試驗。
我記得，上七年級那年的春天，我被一隻瘋狗咬了。我找來一本醫書，讀了以後知道，狂犬病癥狀最早出現的時間通常是在兩周之內。為了考驗一下命運和我的身體，我決定拖過這個時間，看我是否會發瘋。在這兩周之內我每天寫日記（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日記）。兩周過去了，我沒有瘋。我找到校方領導，報告了這件事，便立即被人送往莫斯科去接種狂犬病疫苗。我這次試驗很成功。後來，大約過了十年左右，我在彼得堡的白夜裡為戀愛而發瘋的時候，我又對自己做了一次試驗。這次試驗更認真，但未必更高明。
1902年，我脫掉了中學生的灰呢制服。我把金質獎章 送到彼得堡的一家當鋪，當了二十五個盧布。這枚獎章就留在那裡了。
我記得，那是中學的最後一天，在學監的辦公室。學監（按照中學裡的「官階表」，他屬於「母馬」那一級 ）把眼鏡推到額頭上，一邊提褲子（他的褲子總是往下滑），一邊遞過一本小冊子給我。我讀了作者在那上面的題詞：「獻給我的almae matri ——關於它，我所能回憶到的只有壞的一面，而無其他。帕·葉·曉戈列夫 。」於是學監用訓誡的口氣，指著我的鼻子，把「О」字讀得很重地說：「這好嗎?他在我校畢業時也得了獎章，可他都寫了些什麼！這不進了大牢。請聽我的忠告吧：不要去寫書，不要走這條路。」訓誡沒能奏效。
20世紀初期的彼得堡是科米薩爾熱夫斯卡婭 、列·安德列耶夫 、維特 、普列韋 、披掛著藍網的走馬 、帶頂座的有軌公共馬車 、穿制服佩長劍的大學生 和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 的彼得堡。我屬於穿高領襯衫的大學生一類。
冬天的一個星期日，涅瓦大街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他們慢悠悠地走來走去，好像在等待著什麼。整個涅瓦大街都由杜馬大廈的消防瞭望塔指揮著，人們都目不轉睛地望著塔上的大鐘。號令發出了——大鐘敲響了一下，正午一點，大街上黑壓壓的人群擁向四面八方，馬賽曲、紅旗、哥薩克騎兵、清道夫、警察……這是第一次（對我而言）遊行示威，時間在1903年。越是逼近1905年，風潮的勢頭便越加兇猛，群眾集會越加熱烈。
夏天去了各地工廠實習。「俄羅斯號」輪船，談笑風生的三等火車車廂，塞瓦斯托波爾，卡馬河沿岸的工廠，敖德薩，港口，流浪漢。
1905年的夏天，是在藍色的大海中、眼花繚亂的事物中、排得滿滿的日程中度過的，這個夏天填滿了人和事。我以實習生的身份，搭乘「俄羅斯號」輪船，從敖德薩航行到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君士坦丁堡 、清真寺、伊斯蘭教的苦行僧、市場、士麥那 的白色大理石海濱大街、貝魯特的貝都英人 、雅法 的白色拍岸浪、墨綠色的阿菲永 、鼠疫流行的塞得港 、黃白兩色的非洲、充斥著英國警察和鱷魚標本商販的亞歷山大，聞名的塔爾圖斯 。其中與眾不同、別具一格者當數美輪美奐的耶路撒冷，我在那裡的一位阿拉伯熟人家裡住了大約一個星期。
在返回敖德薩時，正巧遇上史詩般的「波將金號」暴動 。我和「俄羅斯號」的司機夾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如醉如痴地在港口上遊逛了一天一夜，冒著槍林彈雨，目睹了熊熊大火和燒殺搶掠。
那年月要做一名布爾什維克，就等於走一條阻力最大的路線，而我當時就是一名布爾什維克。那是1905年的秋天，罷工迭起，海軍部大廈的探照燈劃破了涅瓦大街的黑暗，10月17日發布「宣言」，各高等院校紛紛舉行集會……
12月的一天晚上，有個名叫尼古拉的、長著一對招風耳的工人朋友來到羅曼巷我那間屋子裡，帶來一個裝麵包用的紙袋，紙袋裡是火棉 。「我把這個紙袋放在你這兒吧，特務一直在跟蹤我。」「那就放在這兒吧。」這個紙袋就放在左邊窗台上，緊挨著一包砂糖和一根香腸。
第二天，我去了維堡區 的「指揮部」，正當桌子上攤開著地圖、巴拉貝倫槍、毛瑟槍的時候，警察闖了進來。我們三十來個人成了瓮中之鱉。可是我那間屋子裡左邊窗台上還放著那個裝麵包用的紙袋，床下面是傳單。
我們被搜身、毒打之後，分成幾個小組。我和另外四個人為一組，正巧靠近窗戶。我發現窗外路燈那邊有幾張我熟悉的面孔，便乘人不備從小窗口扔出一張字條，讓他們把我和那四個人屋子裡違禁的東西拿走。他們照辦了。這是我後來才了解到的，而在此之前，我在施巴列爾大街單獨關押了好幾個月，這期間我常常夢見左邊窗台上那個裝過麵包的紙袋。
在單獨關押期間，我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