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民國時期的地名 第四節 民國時期有關地名的一些著作

民國時期一直動蕩不安,學術研究當然受到阻滯,不過由於西方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的傳入,對學術界也有不少影響,隨著報紙、雜誌的增多,所發表涉及地名的文章還是不少的,不過作為地名學的這門學科而言,仍是處於萌芽階段。

值得稱道的是,這一時期有了幾本地名辭典的出版,其中以北平研究院劉鈞仁所編的《中國地名大辭典》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臧勵和等人編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比較著名。

劉鈞仁長期瀏覽典籍,抄錄古今地名,積累大量資料,自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迄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歷時六載完成《中國地名大辭典》的編纂工作,於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出版。該辭典「舉凡國內古今地名變遷沿革,道里遠近,俱甚詳備」,「郡縣而下,凡城、鎮、堡、塞,以及其餘,無不備錄」,所載地名約計三萬條。按北平中央研究院的出版說明,它有以下特點:一、訂正古書謬誤;二、詳載新設地名;三、特重邊省地名;四、記載力求詳明;五、搜羅至為宏富;六、中西地名對照,方便中外人士檢索。辭典所總結的地名淵源和命名原則「山南曰陽,河北曰陽,日光之所及也。我國各地命名,因於山川者居半;其他或以人物,或以方向,或以年號,或以休徵(吉祥徵兆,按指地名命名寓託人們的吉祥意願);凡有源流,一一詳載,務昭翔實」,尤其值得注意。因此被稱譽為「既可助史學之研究,復可供地名之參考,允稱有價值之巨著也」。然而「是書不詳山名、水名」,則是該辭典的致命弱點。

以下試舉二例,說明《中國地名大辭典》地名解釋的內容與特點。

劉公島〔地名〕在山東威海衛城北,海中,舊為海軍重鎮,甲午之役,海軍敗績於此,後與威海衛同租於英。

泰安〔今地名〕在山東省治南百三十七里,春秋齊博邑。漢置博縣……宋改奉符。金於縣置泰安州。元因之。明省奉符縣入州。清升府;兼置泰安縣為府治。民國二年二月,裁府留縣;三年六月,劃屬山東濟南道。國民政府成立,廢道,直屬山東省政府。津浦鐵路所經。境北泰山,為五嶽之首,故名。

〔府名〕金置州,屬山東西路,治奉符。元屬中書省,治奉符。明屬山東省濟南府;省奉符入之。清升府,屬山東省,治泰安,今廢。(按以上辭條摘引時均略去了羅馬字母的譯音)

由此可見,作者對所選地名辭條的釋文是富有特色的。值得提及的是,這部辭典後來由日本學者鹽英哲增訂補充,並增加若干附表,至1980年已由日本凌雲山房以《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書名出版。外國人辦中國事,自然問題不少。

幾乎與劉鈞仁編纂《中國地名大辭典》同時,由陸煒士先生創議、謝冠生主編的另一部中國地名辭典,中途因故輟置一年之後,由臧勵和等人以謝氏主編的前半部分為基礎,繼續編寫,至1931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以《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書名出版發行。該辭典的編纂自創議發起至出版發行歷時近10年之久。全書收錄地名約4萬條,合計250多萬字。所收地名以敘述地名沿革和地名方位為主要內容,言簡意賅。姑舉二例:

容州,唐置銅州,改曰容州,又改曰普寧郡,尋復曰容州,治北流,今廣西北流縣治。元和中徙治普寧,即今廣西容縣治。宋曰容州普寧郡,元為容州路,尋復為州。明省普寧入州,(民國)降州為容縣。

泗水縣,春秋時魯卞邑,漢置卞縣,後魏省。隋改置泗水縣。明清皆屬山東兗州府,今屬山東濟寧道。

早在1934年初,譚其驤先生即對當時中國的三部地名辭典就作了對比性評述,稱前者為「研究院本」,後者為「商務本」,認為《中國地名大辭典》比現存我國第一部地名辭典,即清人李兆洛的《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當然較為詳備,檢索辭條亦較方便。然而「以山水名非地名,一概摒棄不錄,最為此書缺憾。而又錄入莫干山、192九民國時期的地名牯嶺,牽強可笑,即以地名而言,其缺漏亦多出人意料之外,如各省區名並不見錄,最為怪異,豈以省區為非地名乎」。儘管如此,劉鈞仁「以一人之力,費時六載,成此浩瀚巨著,其勤勞洵足令人欽佩」。

同時,譚其驤先生認為,「商務本」「自經始至出版,歷時十載,參與編輯者先後八人,故其成就實遠在研究院本之上」。「所錄地名約計近四萬條,較研究院本多萬餘條。不入研究院本之山名、水名,此本一併搜錄,相形之下,最見優長。編排之字劃以多寡為先後,亦甚便利」。「姑無論山水名,即以地方名而論,此本所錄,亦較研究院本為多」。可能因為這種緣故,60餘年來《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一直是一本有價值受歡迎的地名工具書。但另一方面,譚其驤也指出了商務本的一些不應該有的脫漏,認為「單就地名大辭典應有規模而論,則此書未臻完善之處猶甚多」。

1924年,葛綏成等人根據當時的需要,編纂了《中外地名辭典》,至1940年,經重新修訂為收錄中外地名達2.5萬個的《最新中外地名辭典》,中外地名之比為3:2。

30年代之後,中國學者受到西方近代地名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開始以近代地名學方法進行地名研究,發表了有關地名學的論著和地名研究文章近百篇,成為我國地名研究的重要時期。如葛綏成發表了《地名之研究》,金祖孟發表了《地名通論》和《地名學概說》,是我國最早以近代科學眼光來論述地名研究的幾篇有價值的論文,標誌著我國近代地名學的興起。1933年,為紀念《申報》創刊60周年,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主編出版了《中華民國新地圖》(申報館出版),這是1949年之前記錄地名最多的一部中國地圖集,圖的索引即達162頁,這本地圖集也是當時流行的許多圖冊的共同藍本。清末民初人楊守敬所編製的《歷代輿地圖》和《水經注圖》則是包括眾多歷史地名的重要圖集,清末已經完稿,民國時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近年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所載歷史地名之多與考訂之精確當然遠在楊圖之上。

我國是一個地名眾多的大國,地名工作的任務十分繁重,地名工作者一定能夠發揚兢兢業業的精神,把工作不斷推向新的深度和廣度,為國家的各項建設服務。為增進國內外人民之間的友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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