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地誌的增多，提供地名資料的書籍也日益豐富。
元代官方所修的《大元大一統志》為後來明、清兩代官修地方總志開創了先例。這部書先後修了兩次，第一次從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開始編纂，到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完成。以後在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續修，又補充資料，擴大篇幅，達到1300卷。其內容是以政區為綱，分述其建置沿革，城廓鄉鎮、山川、土產、風俗、名勝、古迹、人物等等。原書流傳時間較短，至明代即已散佚。《玄覽堂叢書續集》曾刊有殘本35卷。近人金靜庵又搜輯整理刊有《大元大一統志》殘本15卷，輯本四卷，趙萬里也曾彙集校輯為《元一統志》七卷。
明代官修的《大明一統志》，由李賢等人撰寫，歷時三年，明英宗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成書，共90卷，以當時的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區，體例內容大體仿自上述元的總志，書末還有一些海外國家的記載。在後來的刻本中，也有增加以後建置資料的。不足之處是缺少一些重要關隘方面的資料，後人批評這本書「舛譌(訛)牴牾(相互矛盾)，疏謬尤甚」「並句讀而不通」，但畢竟保存了許多明代資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地名資料。還是相當可貴的。《元史·地理志》、元代地方志及朱思本的《輿地圖》，《明史·地理志》、《寰宇通志》及日益增多的地方志和羅洪先的《廣輿圖》也均提供了許多用以研究我國古代地名淵源、地名沿革及地名命名規律的重要資料。
元明兩代也是我國與歐、非兩洲接觸更為頻繁時期，上述馬可·波羅行蹤及其《遊記》即是證明。到了明代，有關歐、非兩洲的地名記載，特別是對歐洲地名的記載，大為增加，這是與鄭和率船隊七次遠航以及歐洲人來華傳教有關。《明史·鄭和傳》說：「(鄭)和七奉使，所歷占城(在今越南南部)、爪哇(在今印尼)、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錫蘭山(今斯里蘭卡)、……忽魯謨斯(在今伊朗)、……木骨都束(今非洲索馬利亞國都摩加迪沙)、麻林(今肯亞的馬林迪)……凡三十餘國。」關於各國的情況分別見於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以及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此外，根據鄭和最後一次航程所繪的《鄭和航海圖》所記地名達到500多個，其在東非海岸的最南點為慢八撒(今肯亞的蒙巴薩)。鄭和遠航時間為15世紀早期，遠在西方所謂「地理大發現」之前。這一支遠航隊伍只在所到處與當地交換產品，從未佔有別人一寸土地，這和後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徑是截然不同的。
最早來華並深入我國內地的歐洲人都是一些傳教的耶穌會士們，其中最著名的是義大利人利瑪竇。他在北京以朝貢為名，帶來許多新奇物品，包括《萬國輿圖》，深得明帝的歡心，特許他在首善書院後建一經堂，開始傳教。利瑪竇傳入的《坤輿圖》以及《萬國圖志》等，反映了地球為球形，並且劃分為五大洲，即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非洲)、亞墨利加(美洲)與墨瓦臘泥加(當時尚未明確的南方大陸)。當時關於歐洲各國的譯名也與今天不盡相同，如義大利亞(義大利)、依西把尼亞(西班牙)、熱而瑪尼(即日爾曼，指德國)、波而都瓦爾(葡萄牙)等。
還應一提的是，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公元1586—1641年)，在晚年深入大西南的荒僻山區進行考察，「以求知而探險」，在喀斯特地貌的研究方面作出傑出貢獻。他所寫的遊記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地理名著，其中也包括豐富的地名資料。他對地理通名的考訂，地名淵源的探討，訛誤地名的更正，古今地名的考釋，地名異稱的記述和失載地名的補充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王士性(公元1547—1598年)是明代中後期的一位傑出地理學家，「性喜遊歷」，宦遊全國各地，足跡遍及明代兩京12省，留下了不少精彩的遊記，有《五嶽游草》、《廣游志》、《廣志繹》等著作傳世，其中含有大量地名記錄和地名研究的內容。對地名沿革和地名淵源的解釋尤為精彩。例如：
山海關，「京師左輔，而內外之限也。關以東，遼陽邊路……是關，魏國所設。關以西，薊、宣、大、延、寧、甘邊路」。
「河間者，九河之間也。九河如徒駭、太史等」。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
(均引自《廣志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