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造紙業的興盛，為兩宋時期的文化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宋人的著述中，地方志佔有很大比重。不管是全國性的總志或地方性的州、縣等志都超過以前各代。就總志而言，比較著名的就有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存的《元豐九域志》、歐陽忞的《輿地廣記》和南宋王象之的《輿地紀勝》、祝穆的《方輿勝覽》等等，其中樂史的作品長達200卷，所記地名之多也非其他作品所能相比。這本書所記內容除了包括中原與邊疆地區外，還遠到今印度、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更遠的地方。書中還加入一些人物傳記等，內容比較龐雜。但也包括了唐代甚至更早的一些古地誌中的一些佚文，這是十分可貴的。可惜這本書在流傳過程中丟失了八卷，清代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歷史地理學家楊守敬從日本楓山官庫中所藏的宋刻本《太平寰宇記》殘本中輯回所佚的五卷半，仍未補成足本。當然這本書以地名之多為其特點，但作者對地名研究則比較膚淺，甚至有不少訛誤。例如北宋海州下注東海郡，東海郡本來虛有其名，宋代並無郡的區劃，可是樂史卻把這虛名和漢代的東海郡混在一起。漢代東海郡治為郯〔tan談〕，在今山東省郯城縣附近，隋代郯縣屬於下邳〔pi批〕郡，下邳郡東面才是東海郡(郡治為朐山，今連雲港市內的舊海州城)。唐代撤消了郯縣，地屬泗州，東面的東海郡改稱海州，以朐山為州治。到了北宋，原郯縣地屬京東東路，以朐山為治所的海州則屬淮南東路，可是樂史卻無視這些歷史事實，把歷史上一些郯人(例如蕭望之、王肅、何無忌、徐勉)的籍貫都挪在海州，未免張冠李戴。
另一位對地名工作有貢獻的人則是南宋末年的王應麟，他曾著作《通鑒地理考》一書，這是一部長達200卷的巨著，可惜書已失傳。幸好另一本佳作《通鑒地理通釋》卻保存下來，雖然只有短短14卷，可是字字珠璣，讀後可發人深省。這14卷中包括歷代州域總敘，歷代都邑考，十代(按指《資治通鑒》記載的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後周顯德六年之間的各代)山川考，周、七國(按指戰國七雄)、三國以及晉、宋、齊、梁、陳等形勢考，河西四鎮考，東西魏周齊相攻地名考，唐三州七關十一州考，最後為石晉十六州考。書後有他自寫的跋，後來被移到書前作為序。在這篇序中，他分析了前人研究地名的一些經驗教訓，更是探索歷史地名的一份重要參考資料。
《宋史·地理志》、《遼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及宋代不斷出現的地方志書不僅記錄了大量地名，而且對地名淵源和地名沿革變化、對地名遷移等地名現象均作了有益探索，為後來我國地名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程大昌的《禹貢山川地理圖》及石刻古《華夷圖》和《禹跡圖》不僅直觀地反映了各該時期中國主要地名的空間分布狀況，而且亦展示了地名沿革變化的歷史軌跡，是宋代地名研究的重要成果。
《宋史·外國傳》、《宋史·蠻夷傳》、《遼史·國外記》、《金史·外國傳》等則在更廣闊的地域背景上展示了宋代各羈縻州縣少數民族地區的地名及民族風情，同時也記錄了周邊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不少地名，同樣也為探討當時的地名積累了資料。此外，宋遼、宋金使節往來行程錄也記錄了不少宋遼與宋金之間交通道路沿線的重要地名，同樣成為探討歷史地名的重要參考資料。
宋代通往西方的陸道由於西夏的干擾，受到一定影響。但海上交通卻較過去更為繁榮。福建路的泉州成為通往海外的著名港口，有不少外商在這裡居留。他們將本國的貨物從海上販運到中國來，同時從中國購買商品運銷國外，從而促進了宋代中國與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
曾在泉州任職的趙汝適〔kuo括〕寫了一本《諸蕃志》，比他更早曾在桂林做官的周去非寫了一本《嶺外代答》，都是根據和有關人士的交談而記錄成書的，二者頗有相同或近似之處。其所記範圍遠及今西南亞與東非、北非等沿海地方。其所述地名和今天很不相同。他們書中所述大秦國的安都城為今土耳其中部地中海東岸的安塔基亞。崑崙層期國指今桑給巴爾一帶的東非海岸。木蘭皮則為馬格里布的舊譯名，指阿拉伯的極西地區。他們稱駝鳥為駱駝鶴，稱斑馬為三色相間的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