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我國除了官方通信外，尚沒有正式傳遞私人信件的機構，一般百姓只能通過來往熟人捎帶書信。《詩經》中有幾首關於戍邊兵士希望有人捎信的詩篇，其中一首叫做《採薇》，唱道：「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意思是：心中憂悶如烈火中燒，又飢又渴，駐地也沒有一定，哪能找到一個方便之人給家中捎個平安書信呢？另外還有一首題為《匪風》的詩，有兩句為「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意思是：有什麼人將要迴轉西方？我要請他給家捎個平安問候。到了戰國時期，也沒有遞送一般百姓及普通官吏私人信件的機構，只有當時握有大權的少數貴族才建立起自己的通信聯絡組織。那時候，有一批新興地主勢力興起，常常擁有大批的人員，組成私人通信情報網。著名的四公子即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就是如此。
秦漢也沒有合法的私郵制度。官員互相之間的通信聯繫，往往通過官郵系統來進行。有時通過向上級彙報情況時順便捎帶幾封私人書信，有時則憑藉自己的權勢，迫使官郵為自己服務。但一般說來，這是法律所不許可的。至於普通百姓通信就更為困難，他們即使要用書信向政府反映情況，也不可能通過官郵進行，只有當事人通過「公車上書」，專程到京都去。漢武帝時一個叫朱買臣的就是通過這一途徑晉見皇帝的。西漢初期只有一種人擁有私郵設置，那就是有權有勢的「諸侯王」。但割據局面結束後，私驛也就銷聲匿跡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仍未廣泛出現私郵，但一些大官僚辦過供自己使用的郵驛機構，各地的富商們也開始籌建以溝通物價信息為主要內容的郵寄組織。這個時期有一個現象值得重視，就是一種叫「逆旅」的私營客棧大大發展起來，並且生意興隆。史載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蕭宏，僅在建康城裡就開設了宿客和貯貨兼營的「邸店」數十處。當時南北方的統治者都極力給這些「逆旅」、「邸店」課以重稅。這說明當時私營「逆旅」，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
唐朝由於交往的增多，私郵有了進一步發展。如在長安和洛陽兩大城市之間，有了主要為民間商人服務的「驛驢」。當時還有一種叫做「飛錢」的辦法，把錢存入地方官府的駐長安機構，再憑收據到該地方的官府那裡如數取錢，這有些類似現代銀行的匯兌業務。此外，那時還發行了一種「邸報」，通過郵驛傳到各地，好像現在的報刊發行一樣。
到了宋朝，情況就不同了。不僅官郵進一步發展，而且私郵也得到很大的發展。同時官員的「私書附遞」也很普遍。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在文章中說：當時他自己和朋友間往來的書信，便是由「急腳遞」傳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還府，奉狀」、「急足自徐還，辱書」、「近急腳子還，嘗奉訊」等等字樣，便是明證。那時人們接到遠道寄來的家書，更是喜出望外。詩人陸遊有一首詩就表達了他接到書信時的喜悅心情：「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yu迂〕。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開緘讀未半，喜極涕泗俱。」他激動極了，讀著讀著，不禁老淚縱橫。到了南宋，私人通信就已經很普遍了。
明朝時期，組織比較嚴密的民間通信組織——民信局開始出現。民信局是一種商業組織，由老闆出資，僱用店員經營，專為民間投遞信件、匯款和郵包。民信局最早誕生於沿海沿江經濟比較發達、通商比較方便的城市和地區，以後逐漸發展到內地，直到東北和西北各省。19世紀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年間，民信局發展到鼎盛時期，當時全國大小民信局總共有幾千家之多。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實行了「五口通商」，各地民信局紛紛擴大組織，相繼在上海設立總號，在各地商埠設立分號、聯號或代理店。這樣，在全國各商埠和交通比較方便的市鎮之間逐步連成了一個稀疏的民間通信網。另外，還出現了一種專門辦理旅外僑胞通信和匯兌業務的「僑批局」。從很早的時候起，廣東、福建等省沿海地區的貧苦人民，到海外謀生的很多。這些旅居國外的僑胞，同他們的家屬通信，或者把千辛萬苦掙得的一些銀錢送給家裡，起先都是託人捎帶，很不方便。後來，廣東和福建有些民信局就向海外發展業務，組織了「僑批局」。福建方言把「信」叫做「批」，把華僑匯款附寄的信叫做「僑批」，因而也就把這種寄遞華僑信件和匯款的機構叫做「僑批局」了。僑批局除在國內出國華僑較多的城鎮開設外，還在國外設立分號，多時達1000多家。它們對便利海外華僑寄信匯款和加強與祖國聯繫起了積極作用。
帝國主義侵入我國後，民信局和僑批局雖然遭到侵略勢力的打擊和摧殘，但是由於它們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受到人民群眾的信賴，還維持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直到1935年，才被迫停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