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古時候，我們的祖先在沒有發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經能夠在一定範圍內藉助於呼叫、打手勢，或採取以物示意的辦法來相互傳遞一些簡單的信息了。遠古傳說中說，堯帝為了鼓勵人民提意見，曾設置了木鼓。誰有建議或不滿，可以擊鼓示意。這種方式與至今尚在非洲大陸流行的「鼓郵」頗為相似，那裡鼓手能在兩面或多面鼓上敲擊出不同的聲音和節奏，表達不同的語言，以傳遞信息。可以推斷，我國使用擊鼓傳遞信息，最早當在原始社會末期。
到了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後，我國中原地區進入了奴隸制社會。人們的通信活動比以前大大複雜化了。國家組織人們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信組織系統。政府對地方實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較為嚴密的通信聯絡網。夏朝設立了「牧正」、「庖正」和「車正」等與交通有關的官吏，交通道路及其設施也增多了，通信自然比以前大大方便了。據甲骨文記載，到商朝紂王在位時，已經普遍利用了音傳通信的手段。至於「聲光」通信，古代傳說中有一段關於商紂王使用烽火的記載，把我國早期的「聲光」通信，提前到大約3000年以前，這個時間比後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還要早400多年。
到西周時候，我國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郵驛制度。各種不同的傳遞方式有了不同的名稱。比如：以車傳遞稱作「傳」，這是一種輕車快傳；還有一種車傳稱為「馹」。主要在邊境上傳書的機構，人們叫它為「郵」。另有一種叫做「徒」的，則為急行步傳，讓善於快跑的人傳遞公函或信息，有點類似古希臘馬拉松的菲迪皮茨。大體上，西周時單騎傳書還不多，一般為車傳。在西周的郵傳驛道上，沿途設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館」或「市」，並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從史料上看，西周的通信郵驛，效率是很高的。當時周公被封於魯，姜尚封於齊。姜尚到齊後不講政策，濫殺了當地兩個賢士。周公聞聽此事後，立刻乘「急傳」趕到齊都臨淄，制止了姜尚的專斷行為。「急傳」能如此迅速地趕到，說明當時驛路的暢通。
西周時軍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經成為正式制度。當時在邊境和通往邊境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離，就築有一座烽火台。烽火台派戍卒守衛，遇到敵人入侵時，便一個接一個地點燃烽火報警。各路諸侯見到烽火，馬上率軍前來禦敵。相傳昏庸的周幽王為了逗他的寵妃褒姒發笑，竟無緣無故地下令燃起烽火欺騙各路諸侯。後來果真有敵兵入侵，諸侯看到烽火不再相信，也就沒有出兵。結果周幽王被外敵殺死，西周王朝也滅亡了。這個故事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當時有組織的通信活動已具相當規模了。
西周以後，歷代王朝都沿襲了這種烽火報警的方法。在兩漢時期，從河西四郡(今甘肅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一直到鹽澤(今新疆東部羅布泊)，都有烽火台設置，而且規模很大，據說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舉放烽火的方法晝夜也不相同，白天舉煙，夜晚點火。此外，還採用各種不同的暗號來表示進犯敵人的多少，例如敵人在500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500人以上的放兩道烽火，等等。這種有組織的通信方法，對防守邊疆，抵禦敵人，曾起過一定的作用。利用烽火進行通信的方法，直到明、清時期，許多地方還在使用。但是，烽火報警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用烽火傳遞軍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詳細的敵情從邊疆報送上來，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傳達下去。所以，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軍事的需要，逐步形成了傳遞官府文書的更嚴密的郵驛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郵驛通信逐漸完備起來。春秋時期郵驛制度發展的重要標誌，就是單騎通信和接力傳遞的出現。這是我國郵驛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單騎快馬通信最早見於《左傳》記載的鄭國相國子產的故事。接力傳遞最初記載也見於《左傳》。接力運輸和傳遞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單程車傳遞要快得多。不過上述兩種先進的郵傳方法，春秋中期以前還僅僅在少數情況下使用，到了春秋晚期才逐漸普及。當時大部分場合，還用傳統的通信手段——「傳車」和「馹」。「傳車」即前面已說過的車傳通信。「馹」是一種高級急行車，一般高級人物辦急事時使用。比如，齊國大臣晏子出奔，使齊國國君十分震驚，立即乘上「馹」去追趕，終於在邊境上把這位賢臣請回。當時的郵傳是很快的，孔子曾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雖說是指德行廣泛傳播快於郵傳，但還是把郵傳作為速度快的參照物。戰國時期，郵驛通信事業繁忙的標誌之一是簡書與符信的風行。那時候，紙張尚未發明，而商朝時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漸興起的是竹木製作的簡書。簡書是把書信或文章刻寫在竹木簡上，西周開始出現。戰國時期，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報、官方通信、說客上書，全用簡牘。簡訊一般字面向內，捆上加封；長信則把簡片用皮條連繫成冊，捲成一卷，外面加封。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憑證，有符有節。節是身份證明，供使者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節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傳舍供給。符與節略有不同，大半是軍事憑信，也可作為國家治安所規定的通行證件。戰國有一個「竊符救趙」的故事。說的是戰國末年，秦國重兵包圍趙國首都邯鄲，趙國平原君寫信給魏國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幾次請求他的胞兄魏安釐〔xi西〕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許。信陵君依靠魏王寵妃如姬的合作，盜出虎符，率領八萬精兵救了邯鄲之圍。這一虎符便是當時調兵的憑證。這是戰國時期調兵遣將的信物，必須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軍事將領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秦王朝是我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時代的開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道路等制度，對我國後代有深遠影響。在開創統一的郵驛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秦朝的郵驛統一了稱呼，把「遽〔ju巨〕」、「馹」、「置」等等不同名目一概統一規定為「郵」。從此，「郵」便成為通信系統的專有名詞。在郵傳方式上，秦時大都採用接力傳遞文書的辦法，由政府規定固定的路線，由負責郵遞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傳遞下去。為了保證公文和書信的及時、迅速而準確地到達，秦王朝規定了一系列嚴厲的法律。秦朝的《行書律》規定：文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急行文書，另一類是普通文書。急行文書包括皇帝詔書，必須立即傳達，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書也規定當日送出，不許積壓。律文中說：「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畢，不敢留。留者以律論之。」意為：詔書和註明為急文書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書，也要當日事當日畢，不許耽擱。有耽誤的以法律處置。秦朝的通信幹線貫通東西南北，郵驛制度也比較規範。這種有效的通信系統，起著鞏固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斷接到各地方的情況通報。由於政府規定了地方向上彙報請示必須以書面形式，秦始皇每天要批閱的奏章所使用的竹木簡片竟重達120斤。秦政府還通過這些通信系統，及時了解邊防和民間的動態，採取果斷的對策和措施。
漢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時奠定了基礎。在郵驛制度方面也是一樣，但漢時又比秦朝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兩漢政府同秦朝政府一樣，十分重視郵傳的建設。在中央部一級的九卿官職中，有許多是和郵驛制度直接相關的。比如，少府中的尚書令和符節令，便是專管政府公文收發和符節的分發管理。大鴻臚，兼管郵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郵傳，對郵傳使者的憑證進行監察。和郵傳關係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衛尉，他的屬下有一官員叫「公車司馬令」，負責接待由傳車徵召來上書的民間賢士，所以又叫「公車上書」。後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為等人的「公車上書」，即得名於此。漢朝地方上的郵驛管理，也比前代更為正規化。郵驛系統由州、郡、縣三級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視的一個官吏便是「督郵」。「三國志」中記載了張飛憤怒鞭打督郵就是打的這種官。同秦朝相比，漢代郵傳制度的最大進步就是驛和郵的分流。以騎馬為主的信遞方式，便以「驛」正式命名。那些短途的以步行為主「遞送文書」者，便以「郵」正式命名。管理長途傳遞信件文書的設施，叫「驛置」，即後來的「驛站」。管理短途步行投遞書信的機構，叫「郵亭」。那個時期，在由京城通往邊境的千里驛道上，每隔30里設一個「驛站」，每隔10里設一個「郵亭」。驛站是我國最早的一種官方住宿設施。當驛站初創之際，接待對象只是信吏和郵卒。秦漢以後，驛站的任務擴大，不僅是信吏的館舍，而且也是兼管過往官員吃住的處所了。當時，驛道上塵土飛揚，驛站中人歡馬叫。1972年，甘肅嘉峪關魏晉墓出土的一塊漢代畫像磚上，畫著一個驛使，騎在飛奔的紅鬃馬上，一手持韁，一手舉著文書，生動地再現了古代郵驛的實況。漢朝的官郵制度很嚴格。郵亭或驛站的來往文書要登記造冊，稱為「郵書簿」。來往郵路上的驛使或郵差有一定的服色，他們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