轎子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特殊的交通工具。有人說，轎子是一種不用車輪的車，這話不是毫無道理的。《隋書·禮儀制》載：「今輦制像軺車而不施輪，用人荷之。」沒有輪的「車」，用人抬著走，這便是轎子了。因此我們把轎子放在這裡加以簡要介紹。據史書記載，轎子的雛形遠在夏朝時期就已經存在。《尚書·益稷》中，記述大禹治水時自稱：「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四載」當中，就包括原始的轎子。對此，《史記·夏本紀》中也有類似的記載。1978年，在河南固始縣侯古堆開掘的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了三乘肩輿(轎子的古名)。它們製作頗為精巧，包括屋頂式和傘頂式兩種類型，說明在此之前，肩輿已有了一段較長的發展過程。
從先秦到兩晉時期，統治階級主要是乘車外出。雖說當時轎子還不流行，但是在皇室貴族的一小部分人中還是越來越喜歡用轎子的。晉朝顧愷之在他所畫的《女史箴圖》中，就生動地描繪了西漢成帝與班婕妤同乘一駕肩輿的情景。如果從地區來看，則在南方交通不便的山區中，轎子的普及較北方平原為快。但是直到唐朝，肩輿除了帝王乘坐之外，一般還僅僅為婦女和老弱有病的官員所享用。唐朝著名畫家閻立本有一幅《步輦圖》，就是畫的唐太宗乘轎的情形。圖中的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輦」上。由兩個宮女扛抬，四角還有宮女扶持。《舊唐書·玄宗紀》載：唐玄宗一次歡宴百官於上陽東州，醉者賜以床褥，「肩輿而歸，相屬於路」。一時乘肩輿者很多，然而乘轎畢竟是皇上的恩賜，轎子還不是社會通用的交通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肩輿在山區用得比較多。當年武則天到萬安的玉泉寺時，就因為山徑危懸，要用準備好的肩輿上下，卻被王方慶諫阻了。這證明當時確是有人用過肩輿上山。《舊唐書·盧程傳》說，盧程到晉陽宮去冊封皇太后時，「山路險阻，安坐肩輿」。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年老退休後，與香山僧名如滿者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舊唐書·白居易傳》)。這說明轎子的使用越來越廣泛。
轎子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得到較大普及的是在宋朝。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中，繁華的北宋京城汴梁大街上有許多轎子出遊。這些轎子雖然同漢唐時期的轎子大同小異，仍兩人抬杠，但選材精良，以硬木為主，上雕花紋飛龍，造形美觀。樣子和近代見到的大致相同。南宋時，轎子的使用進一步推廣。《宋史·輿服志》中說：「中興東征西伐，以道路阻險，詔許百官乘轎……」。到明朝中後期，連中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輿，無一騎馬者」(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明清時期，轎子發展為四人抬或八人抬。王公貴族之所以越來越寵愛轎子，是因為坐在這種特殊的交通工具上，無車馬勞頓之苦，安穩舒適。清朝文人王漁洋有詩道：「行到前門門未啟，轎中安坐吃檳榔。」這時，轎子已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重要代步工具。
古代的轎子，大致有兩種形制或類型，一種是不上帷子的涼轎，也叫亮轎或顯轎，一種是上帷子的暖轎，又稱暗轎。不同的官品，在轎子的形制類型、帷子的用料顏色等方面都有嚴格的區分。如明清時期的一般官吏，得用藍呢或綠呢作轎帷，所以有「藍呢官轎」、「綠呢官轎」之稱。另外，轎子按其用途的不同，也有種種不同的名字：皇室王公所用的，稱為輿轎；達官貴人所乘的，叫作官轎；人們娶親所用的那種裝飾華麗的轎子，則稱為花轎。抬轎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二至八人，民間多為二人抬便轎，官員所乘的轎子，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之分。如清朝規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撫乘「八人抬」，督撫部屬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欽差大臣，乘「八人抬」等。至於皇室貴戚所乘的轎子，則有多到10多人乃至30多人抬的。此外，乘轎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規定，處處顯示著封建社會裡森嚴的等級制度。
乘轎者安穩舒適，可是抬轎的人卻苦不堪言。在封建社會，轎夫同其他被剝削壓迫的勞動人民一樣，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轎夫的勞動又苦又累，挨打受罵，還經常出交通事故。抬轎子講究抬得穩，走得快，所以好轎夫都是經過專門訓練和長期鍛煉的。尤其是四人抬、八人抬官轎的轎夫，是要有高超的技術和充足的體力的。
現在，人們一般已不用這種使用人力代步的交通工具了。隨著封建社會的被推翻，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除了在特殊場合，如某些傳統婚禮場合，尚能看到一些罕見的花轎外，這種落後的交通工具，已經為時代所淘汰。